清饮细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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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腊梅家的作坊
“滩头年画威力大,歪风邪气见它怕,收藏一套滩头画,子子孙孙幸福家”这是高腊梅的老伴钟海仙自己作的一首打油诗,他几乎会对每个采访他的人念叨这首诗。
尽管他知道做年画“费工费神,还不来钱”,也知道拿着三四千元高工资的儿子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他摊子的,但在我临行前,他还是非常痛心地说:“一定要活到培养出我自己满意的徒弟以后,滩头年画要是后继无人,我死不瞑目。”
滩头的古街,并没有将高腊梅一家藏得很深。
印象中,走过的古街中只有高腊梅家的门是敞开着的。前厅很小,四壁贴满了年画。迎门的神龛上上下贴着两张大红纸,而最上端的“国宝源流”四个大字代表着这家主人的心愿。
凭借着一生对年画的研究,“高腊梅”这三个字俨然已经成为了滩头年画的旗帜。她告诉我,近年滩头镇零星的只有三四户还在坚持做年画,并且其中今年还有两家停产。自己今年做的二三万张主要还是因为每年总会有许多人点名要“高腊梅”的年画,而这些人还只能把年画运到贵州一带出售。
百年老屋还是木梁,楼上也是木地板,不过看得出经过了多次修整。从厨房攀上一个陡峭的木梯,是一个大约三四十平方米的老屋阁楼,踩在木地板上还咯吱作响,这便是高腊梅家的作坊。据说去年农历7月份当地县城组织退休老干部来参观年画作坊,30几号人嘣咚嘣咚上了阁楼,还没到两分钟的时间,楼就塌了,8人受重伤,71岁的高腊梅也伤了腰。
滩头年画采用传统的木板水印套色,同时又兼用人工加绘的方法。在滩头年画独特的制作工序中,最突出的要数粉纸的运用。在印刷前,首先要在土纸上刷上一层白粉,其原料是本地峡山口、沙坪一代出产的白胶泥,原料取回后,要经过打料、浑水、漂细几道加工程序,而后调成稠稀适度的糊状,方可使用。这样,纸张的吸色性能更好,色彩才更加润泽光亮。而滩头木板年画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关键还在于滩头的土纸。土纸的用料为当地山中的嫩楠竹。砍竹的季节为每年的小满前,砍下的竹子还必须刮去上面的一层青皮,古称“杀青”。然后通过浸沤、清洗、浸泡、踩坑、抄纸、焙干等多道工序制作完成。整个过程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机械操作,故称之为原生土纸。这种纸的纸质细而薄,柔韧而不脆,遇水后不卷不皱,吸色性能好。在纸上刷上一层白粉便可印制年画。倘若在白粉中加入香料还可制成香粉纸,也曾盛极一时。
而在作坊里间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数十块大小不一的梨木雕版,上面还留存着红黄蓝绿等不同的颜色。开工时,在木版上刷上各自的颜色,再将纸覆在上面,纸上呈现的是与木版完全相反的图案,这也正是所需的年画雏形。一幅完整的图案往往由不同的线条和色块组成,因此需要用多块不同的木版用不同的颜色印刷,每一次印刷都不能有误差,否则图案就会走样。通常,每一幅年画为6道版,套印的顺序大致为:嫩黄、品绿、品蓝、红丹、玫瑰红、黑线板。
这是一项繁琐的手工细活,七次印刷,七次手绘,一张年画的生产需经过20多道工序。正如钟海仙说的:“这活学起来容易,要精就很难了。”在他们这一辈子的年画生涯中,有着数不尽的故事。其中,最让两位老人难以忘怀的有两件事情、一件是文革时期高腊梅麻着胆子在自己的床头地下偷偷藏了一套雕板;另一件是上世纪80年代初时,大儿子入党因为家庭影响延缓了3年。
二老有四个孩子,两个在省路桥公司,另外两个一个在当地县城的检察院,一个在县城的自来水厂,可惜他们对年画都不感兴趣。高腊梅与77岁的老伴钟海仙曾经带过七八个徒弟,但这个“费工费神,还不来钱”,一天只能挣10多元钱的现实让所有人都打了退堂鼓。
钟海仙告诉我,现在农村即便要贴都喜欢贴机械纸做的年画,毕竟机械纸张比原生土纸便宜,更经用。而收藏者和一些外国的朋友则非土纸年画不要,他们珍藏的是这种原生态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