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湖广熟，天下足"，湖北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自古就是一个鱼米之乡、富庶之地。然而，从去年到2001年10月为止，这个省却发生了7起农民服毒自杀身亡的恶性案件。农民为什么选择不归路？近日，记者奔赴湖北省监利、汉川和浠水三个县市的8个乡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采访。 　　2001年10月29日，当记者来到汉川市新堰镇陈集村时，依然还沉浸在痛苦中的许金云对我们说，一年前他因为欠交农业税费，不仅被派出所行政拘留15天，而且还在全市依法化解村级债务大会上被亮了相。 　　湖北省汉川市新堰镇陈集村村民许金云：就用手铐铐着，车上还有一个枪兵，还有当兵的拿着枪站在车上，还对几个伙计说，你看见没有(就这种下场)。 　　记者：你当时还带着手铐？ 　　许：从第二看守所出来就带着手铐，一直回到第二看守所才把手铐打开。 　　看到儿子被抓走，75岁的老父亲许生贵心急如焚，他多次找到村委会和派出所要求放人，都被拒绝，从未经历过这种打击的老人在绝望中服农药自杀身亡。 　　采访中，许金云对记者说，之所以不交税费，是因为家里太穷了。许金云：种田是年年种田年年亏，谷像去年只有40块钱100斤，像去年的年成，搞得好的搞千把斤，搞得不好才几百斤谷，那纯粹连口粮都保不了。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种田的日子过得很苦？ 　　许金云：种田是绝对苦。 　　许金云说，村里不光他一个人苦，所有种田的都苦。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7个农民自杀的原因都是因为欠款。在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沈海灯一定要记者到他家里去看看。 　　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沈海灯：你看看，十个农民九个欠，屋旧下雨心就烦，拯(整)旧与(如)新；这边你看，女行千里父担心，打工在外钱难赚，攻读文学，这都是我自己写的。 　　沈海灯说，这些对联一年一换，内容都是根据每一年的实际情况写出来的。 　　记者：你家里收入情况是什么样子呢？ 　　沈：什么样子啊，收入情况除去上交什么也没有，我不收破烂，饭也没有吃的，群众都晓得，要么你在外打工，要么你在外收破烂，那读书吃饭都是很困难的，现在就这种情况，确实没办法。 　　破旧的房屋里空空如也，与一望无际的麦田形成强烈的反差，以田地过生活的江汉百姓为什么如今过得这么苦呢？ 　　(二) 　　浠水县地处江汉平原，是湖北省的产粮大县，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田为生。42岁的洪凤莲是一位朴实的农家妇女，种大米和棉花是家里四口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但今年，她却不想再种田了。 　　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洪凤莲：我家里蛮穷的，每一年种田，从上年种到下年，颗粒无收。 　　是洪凤莲没有辛勤劳作，还是天公不作美，为什么一年到头种田会颗粒无收呢？ 　　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洪凤莲：种田，就是种大米，一般顶头保个上交，你说多的是没有的，种棉花你根本收不到钱，一年到头，打药用的钱比棉花还多。 　　老百姓满心欢喜播种下的希望，却由于农药、化肥等过高的成本，而使收获变得入不敷出。像洪凤莲这样的境遇在江汉平原非常普遍。监利县曾是中国水稻生产第一县，而如今，虽然是秋收季节，却已经看不到昔日热火朝天的收获景象了。 　　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乡长李良贵：种子，还有抽水、防病治虫、种植、农药、化肥，一亩田可以搞到100块钱，这是搞得好的，搞得差的，只有七、八十块钱，甚至严重的产量提不上来，达不到1000斤的话，甚至要亏本。 　　亏本的买卖谁都不愿意做，于是，监利、汉川和浠水的农民们都不愿再种田了。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依旧不能轻松。 　　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洪凤莲：这田地你看见没有，有的地荒得不像样，你不种，你也要交，人头税照给。 　　洪凤莲所说的人头税，是指村里按人口数平均收取的费用。采访中，农民们给记者算了一笔种田的细帐。 　　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村民徐敬志：(一亩田)高产的可以打900斤，一般的可以打到六、七百斤，实际的开支又有多少呢？像今年提留要出140块，900斤像今年是5角钱1斤，900斤就是450块，只留下200多块钱，每亩田还有农药开支、化肥、种子等开支大概又除去100多块，这样一亩田平均只剩下100多块。 　　这样的收入对于维持一个农民家庭的正常生活，显然是不够的。而名目繁多的各项税费就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在群众心里。那么，农民都要承担哪些税费呢？ 　　(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明确规定农民必须交的税费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三提五统费，而且，有些税费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交纳，但随着粮食的市场化，粮食的价格也越来越低。 　　湖北省浠水县农委主任杨志祥：原来的保护价，晚稻每100斤保护价是56元，现在顶多只能卖50元，这样无形农民就减少了收入，再加上国家的公粮税费，它的稽征还是按照保护价的价格稽征，原来收实物，现在换成折代稽征，折代征收还是按照当时的保护价征收，这个无形的负担就转嫁给农民了。 　　折代征收就是说，原本可以用粮食来顶替税费的做法，现在行不通了，而且村里臃肿的机构、一些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的开支，对于本来就贫穷的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尽管基层领导对这种情况非常明白，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无奈。 　　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发传：各项达标上级强调得非常严肃，非常严格，那就是非达标不可，这个农村达标主要靠农民出钱出物，像村里基层党组织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教育、卫生、血防、计划生育等等，还包括部门的，土地、民政都要达标，这些达标活动非常厉害。 　　显然，仅仅靠种田吃饭的江汉百姓，根本无力承担日益增长的各种费用。 　　湖北省监利县县委书记杜在新：乡村5.4亿元的债务当中，大多数是农民不交的，像我们柘木乡有300多农户，一个乡有300多户，欠款都在12000到15000以上，欠款在12000块钱以上，农民就是不交，你又不能逼，一逼他就出现意外。 　　由于种田无法维持正常的生活，监利、汉川、浠水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大量外流，采访中他们都说，如今留守在耕地上的是386199部队，意思是指妇女、儿童和老人，肥沃的耕地开始成片地荒芜。 　　湖北省浠水县散花镇鲁屋村村民沈海灯：你看这哪里看得见边，我们三个人转都要难得转，数也数不清。 　　记者：痛不痛心呢？ 　　沈：这怎么不痛心呢？还要上交。 　　记者：这地蛮好的。 　　沈：这地不错，这地又有什么话说，种什么什么长不起来？这么大面积的地都荒了，你说怎么办？

7月10日，旬阳县桐木乡派出工作组进驻该乡涌泉村开展退耕还林清查整改试点工作。此后，涌泉村出人意料地接连发生3起自杀事件：7月11日，56岁的二组村民李立文服毒自杀，经抢救后脱离危险。紧随其后，7月13日、15日，31岁的同村三组组长李祥和32岁的三组村民陈音富先后服农药、上吊死亡…… 　　　7月10日上午，旬阳县桐木乡乡党委、乡政府安排6个工作组、32名工作人员进驻该 乡的涌泉村，对该村1999年、2001年两个年度的退耕还林进行清查整改试点工作。 　　据介绍，桐木乡党委、乡政府之所以搞这次退耕还林清查整改试点有着这样的背景：几年来，整个旬阳县的退耕还林情况还是不错的，但也出现了虚报退耕还林面积、冒领退耕还林补助粮款、套种其他农作物等现象。考虑到最近，省、市将安排做一次调查整改，与其让上级查出问题，不如自己先找到问题加以解决。于是，就决定在桐木乡涌泉村进行这样一个试点。 　　在试点工作中，工作组是这样做的：如果退耕还林不合格，将退还当初国家给予的退耕还林补偿；这种退还分两种：管护费退还和整体退还，管护费退还是指要退还每年每亩20元的管护费，整体退还则包括当初补助的粮食，按每斤7毛钱的价格予以退还，换算成现金是每年每亩210元或280元。另外，工作组还可以对不合格者处以10%至50%的罚款。 　　工作组这样做的依据，一是2001年7月27日下发的旬阳县关于退耕还林(草)复垦行为责任追究的规定(试行)，其中第七条规定：对已退耕还林(草)的地块，未经管理部门单位批准而进行复垦的，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国家补助标准，将全部收回国家每年每亩的投入资金(标准为210元至280元)，具体由乡(镇)政府负责清收，每年年底前上缴县级财政。第二份文件是2003年5月9日下发的《中共旬阳县委办公室、旬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退耕还林整改工作的紧急通知》，其中第五条规定：关于管护不到位、套种现象严重问题，各乡镇要立即对全县4年来的退耕还林进行一次全面清查整改，摸清现状，边查边改。对套种的地块当场清除到位；对造林密度不合理的采取容器苗补植；对幼林荒芜的组织扩盘抚育；对少数拒不整改的户，按照《退耕还林条例》严肃处理。 　　涌泉村大多数农民是搞不清退还和罚款之间的区别的，他们将要交的钱统称为“罚款”。 　　在工作组进驻涌泉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1日，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涌泉村二组一位56岁的农民李立文服毒自杀。 　　事件 　　-李立文的自杀令人格外心酸——农药还是赊来的 　　7月17日上午，当记者见到被抢救过来的李立文时，他告诉记者：“我在自己的退耕还林地里套种了2亩4分黄豆，工作组说，按规定，我得交560元罚款。我没有钱，工作组又说，你现在就把地里的黄豆拔掉，每亩地就可以只交40块钱。我也觉得这样划算，就去拔黄豆。我女人是个哑巴，看着我要把长势那么好的黄豆拔掉，她就来拦我，和我闹。我愁得不行，只好到处借钱给工作组交罚款，跑了一圈，一分钱也没借到。心里难受，就在小卖部里‘买’了一盒敌杀死农药喝了。” 　　李立文喝农药自杀是在7月11日中午，被人及时发现。进驻涌泉村二组的乡工作组赶紧把他送到了村民孙盛旺办的卫生室。经过抢救，李立文活了下来。乡上为他支付了抢救治疗费92元。记者问李立文：“你没有钱交‘罚款’，哪来的钱买农药自杀？”李立文脸色平静得像块石头，声音很低：“农药是赊来的，我没有钱。” 　　-另一位村民的悲剧———妻子谈李祥之死 　　参与抢救李立文的涌泉村村民孙盛旺说：“幸亏李立文喝的农药毒性不烈，否则，凭我那个卫生室的条件，根本救不了他。”但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深夜，他又不得不面对另一位村民的服毒自杀，他竭尽所能参与了抢救，但最终也没有保住自杀者年轻的生命。这位村民就是涌泉村三组组长李祥，他只有31岁。 　　7月10日，桐木乡6个工作组进驻涌泉村，负责三组的是以桐木乡人大主席薛成芳为组长的工作组。当天下午，该工作组就展开检查工作。7月10日、11日，三组组长李祥一直在配合工作组的工作。11日下午，李祥向薛成芳请假——他第二天要打麻(农活)，早就请好了人帮忙。7月12日，李祥没有再和工作组一起工作。这一天，工作组也搬到了与李祥同一个院子的村民孙全汉(李祥之妻孙盛娥的叔父)家住宿。当天晚上，李祥服毒自杀。 　　7月16日晚，在李祥家里。李祥的妻子孙盛娥声泪俱下地向记者讲述丈夫自杀时的情景：“7月12日晚上9点多，李祥说要跟工作组组长薛主席商量一下，看看退耕还林罚款有没有商量余地。我和他一块过去的。薛主席告诉他：这个事不用说，你回去睡觉，明天上午还有几户要罚款，你这个组长要亲自去，村民如果没有钱，就让组长垫上。(记者问：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在场吗？孙盛娥说：我在场。)李祥脸色不好，站起身来就走了。回家后，他坐在板凳上，双手捧着脸发愁。11点多，他洗完澡跟我说：‘我喝药了，没法活了。明天没钱给工作组交罚款，逼得我只有死。’说完冲出门，我赶紧追出去，他跑了不远就跑不动了，嘴里吐沫。这时候，乡工作组一个领导在我叔堂屋里转，听说李祥喝药了，也没过来帮忙。工作组5个人都没有过来。离我们这个院子最近的住户也在二里地外，等我喊了庞启政、陈音富、李辉胜等人来，已经过了好长时间。我们把人送到乡卫生院时是凌晨3点多，人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后来乡上的人把我叫去，乡党委书记张顺利、乡长胡广明和我谈安葬费、生活补助费。问我要多少钱，我说6万，他们不给，最后谈到了2万，并且签了协议。” 　　根据和乡政府签订的协议，孙盛娥领到乡上给的1万元现金和一张金额为1万元的存折。然后在村民们的帮助下，把丈夫的尸体运回家。到家不久，桐木乡乡党委书记张顺利、乡长胡广明等人也紧跟着来到了村上。原来，薛成芳等人回到乡政府，说李祥之死和工作组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张顺利等人觉得这份协议签得草率了，两万元钱也给得冤。他们想收回协议，也有把那2万元钱要回去的意思。 　　当天，村委会保管的那份协议被收回了，而孙盛娥则没有给。孙盛娥说，当时乡上的领导很不高兴，说明天会让派出所来的。 　　-派出所参与调查 　　7月14日，旬阳县公安局小河派出所副所长吴高平、副所长袁晓琪、民警杨兴文来到涌泉村，调查“李祥自杀的真正原因和过程”。 　　这一天，他们找了些村民问话。地点就在李祥同院的孙全汉家。而这时，李祥的家人、亲朋、乡亲们正在紧张地准备李祥的丧事。 　　调查期间，涌泉村村委会主任徐火成从乡上回来。他受薛成芳委托带了一张纸条给派出所民警。纸条的内容是：李祥之死可能和7月12日帮他打麻的人有关，陈音富就是打麻者之一。这时，陈音富正在李祥的葬礼上忙碌着。待李祥下葬后，大家回到李祥那个愁云惨雾笼罩的家，陈音富便接受了派出所民警的调查。 　　-陈音富之死 　　有村民作证，对陈音富的调查是从7月14日下午5点40开始的，到7月15日凌晨1点50结束。中间吃了一顿饭，陈音富和民警在屋里一块吃的，大概用了半个小时，陈音富还出来上了一趟厕所，耗时3分钟。村民们说，陈音富结束了和民警的长谈出来时，流着汗，脸色很不好。当时，有不少人还在李祥的屋里闲聊。陈音富的哥哥陈音华对他不放心，于是临时支了一张铺，陈音富就躺下了，直到天快亮才回到家。 　　陈音富的妻子孙竹芳说：“陈音富回来后，一个劲地抽烟。他说派出所的人逼他承认李祥的死和工作组无关，他告诉派出所他不知道李祥的死和工作组有没有关系。派出所民警就说他说的不是事实，要负刑事责任。吃完早饭，我就到地里干活去了。过了一个钟头，他在地头喊我，说去请工明天打麻。他走了几分钟后，我头脑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他早上的神情不对，就赶快去找他。没找见，我很着急，就去找了大哥陈音华，让他帮着找。陈音华又叫了两个村民帮忙，一直到下午三点，他们在山上发现了陈音富的尸体，他吊死在一棵树上。” 　　陈音华等人说：“我们看见陈音富吊在树上已经死了，我当即赶到乡上，找到了张顺利书记，报告了这件事。”陈音富的尸体在树上一直吊到7月16日，旬阳县公安局来人拍了照，才放下来。 　　7月16日下午6时许，当记者赶到陈音富家时，这里聚集着几十名乡亲，陈音富的尸体躺在屋外临时搭建的雨棚下。泪人般的孙竹芳扶着棺材神志不清地絮叨：“女儿才3岁，儿子才两岁，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呀？” 　　记者调查 　　-乡党委书记：李立文服毒后我曾要求调查组全部撤回 　　7月17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桐木乡乡党委书记张顺利。 　　张顺利说：“我们非常重视这次退耕还林清查整改试点。我曾一再强调工作作风问题，对群众不能粗暴，不能打骂。每天都到村里看工作组的工作情况。7月12日，当我来到村里时，负责二组的工作组组长李春芳副乡长告诉我，昨天二组村民李立文服毒自杀，幸亏抢救过来了。我一听，也就产生了警惕。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不是我们干部的工作作风有问题？我让人通知6个工作组，立即撤回乡里。当天，6个工作组有5个工作组都撤回了乡政府。只有负责三组的薛成芳工作组没有回来。” 　　次日凌晨3时，服毒的李祥在乡卫生院抢救无效死亡。当时，村民们情绪激动，说是工作组逼死了李祥。赶到了现场的张顺利、胡广明为了尽快稳住局面，把群众请到了乡政府，和李祥的家属签下了补偿协议，并迅速地支付了2万元钱。 　　张顺利说，待群众抬着李祥的尸体走后，乡上正准备向县上汇报这件事，薛成芳工作组回来了，说李祥的死和他们没有关系。为了搞清事实真相，张顺利等人很快赶到了涌泉村，当天和村民没有谈出什么结果，回到乡政府后，他们把这件事通报了小河派出所，希望派出所调查清楚李祥真正的死因。7月13日晚，小河派出所的民警就到了桐木乡政府，次日赶到涌泉村调查。7月15日下午，涌泉村村民陈音华跑来向他汇报，被调查人陈音富吊死了。他急忙和小河派出所所长田涛赶往旬阳县城，向县领导全面汇报了此事。县长马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旬阳县公安局政委高玉坤带领15名公安人员连夜赶往现场展开调查。县政法委书记王道祥也于次日赶到了现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 　　-工作组是否见死不救？ 　　群众告诉记者，在李祥自杀事件中，引起他们极度不满的是工作组见死不救。他们说，当晚，李祥的院子里，除了李祥夫妇、李祥8岁的儿子、1岁的女儿、59岁的岳母、67岁的邻居孙全汉、赵杰贵夫妇之外，就只有5位乡工作组成员。然而，5名工作组成员没有提供任何帮助。7月17日下午，记者在桐木乡政府采访该工作组的薛成芳、邹勇、柴朝科、宁家文。薛成芳坚决否认说过如果村民的钱收不上来，就由组长李祥负责的话。对于群众的责问，他们是这样解释的：当晚9时许，李祥和妻子孙盛娥过来找薛成芳，李祥首先表示了歉意：今天因为个人的事没有配 　　合工作组，又说自己也有点套种作物，将来会怎么处理？薛成芳告诉他，等三组的工作做完了，工作组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后来李祥夫妇就回去了，工作组也就休息了。到7月13日凌晨1点半左右，另一名工作组组员尹国全叫醒其他组员，说李祥服毒了，全体组员追出来时发现村民们已经背着李祥到了山梁上。工作组的人手上没有手电筒，只能返回。他们问李祥的岳母李祥喝了什么药，得到的答复是打烟用的药。他们找到了一个药瓶，那是一种对人畜无害的药。问是不是这种药，对方说是，工作组由此断定李祥虽然喝了药但不会有生命危险，也就没有追下去。没想到李祥所喝的药是敌虫畏。对于5个工作组于7月12日撤回乡政府而只有他们一个组仍然留守的原因，薛成芳说：“我们没有接到过让我们撤退的通知。” 　　有群众反映，7月12日下午，薛成芳工作组的成员在孙全汉家打麻将赌博。对于这点，工作组承认确实打了两个小时的麻将，但没有赌钱，只是玩玩而已，消磨时间。 　　-小河派出所：李祥自杀和工作组无关 　　小河派出所参与调查李祥死因的吴高平、袁晓琪、杨兴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在调查陈音富的时候，没有辱骂行为，谈得心平气和。对于后来陈音富的死，感觉非常意外，但认为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3位民警还说，他们和陈音富的谈话是从7月14日下午6：53开始的，到当晚的11：20结束，有调查笔录为证。 　　而关于李祥自杀原因的调查，他们的结论是，李祥的自杀和工作组无关，而是因为夫妻吵架。 　　-旬阳县公安局的调查结论和县领导的说法 　　旬阳县公安局调查认为，李祥平时心胸狭窄，气量小，加上与妻子争吵后想不开，服毒自杀，李祥之死与工作组落实工作没有关系。 　　对于陈音富之死的调查，调查组认为，陈音富自杀有3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李祥死后有村民说出如果李祥自杀和工作组无关就是打麻的逼死了李祥这样的话，让陈音富产生了太大的思想压力；其次，陈音富家庭非常贫困，而他有2.5亩的套种面积，违反了退耕还林政策，需退还500元钱，他没有钱可交。第三，以为派出所找他调查就是认为他有责任，他不懂法律，心理脆弱、恐惧，思想包袱过大。这种种原因使他走上自杀之路。 　　旬阳县主要领导认为事情的大线索基本上是清楚的，认为在这次退耕还林整改试点工作中，执行的政策是有依据的，干部在工作中也不存在作风粗暴、辱骂群众行为，公安机关的调查并没有违纪。 　　-农民认为执行文件应该联系实际 　　许多农民告诉记者，按照相关文件，退耕还林之后，地里确实不应再套种其他农作物。但他们这里主要的退耕还林树种是桑树，如果套种一些低矮作物，更有益于桑树的成活。如果不套种作物，反而容易把地荒了，长草，桑树也不容易成活。对于这一点，李立文等人都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涌泉村党支部书记陈小坤告诉记者，他们也曾把这个意见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没有得到答复。 　　而有的农民说，对于这一次乡上的套种清查整改，他们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因为前两年从村上到乡上都曾开了一道允许在退耕还林地里套种烤烟的口子。 　　沉重的思考 　　短短几天内，为什么同一个村里有3位农民相继自杀？是什么让生命如此脆弱，他们真的只是一个承受力差的问题吗？ 　　进行退耕还林清查整改试点的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既然是试点，不知试点者是否认真考虑过试点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做到既真正落实退耕还林政策，又使农民能够接受，乐于接受？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不断听到农民们发问：干部们一直在讲，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在工作中他们是否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农民的困难？是否考虑过几百元的退还款、罚款，对于贫穷的涌泉村民意味着什么？对于连农药都赊账的农民来说，交不出退还款，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谁该对李祥的死负责？谁该对陈音富的死负责？本报记者薛振宇／文胡国庆／图

种蘑菇血本无归 赔钱农民到县委大楼自杀(附图) --------------------------------------------------------------------------------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1月29日16:18 新华网 　　新华网《新华纵横》石家庄1月29日电(吕世波、高力夫、程双庆、赵猛) 2002年1月8日上午，河北省阜城县阜城镇芦皇村农民曹连升来到县委办公大楼，就自己种蘑菇不仅没有赚钱，反而赔了近20万元一事向县委领导讨要说法，在没有得到满意答复的情况下，昔日被当地政府称为种蘑菇大王的曹连升便在县委大院里，用刀刺入了自己的腹部自杀。 　　据河北省阜城县委副书记称：刘占强大概是(2002年1月8日)12点25分左右吧，这个时 间吃饭的吃饭了，下班的下班了，谁也没看到。大概是我出去的同时，县委办公室下来几个小伙子，我看他们有点慌，我说别慌，马上给110打电话，给120打电话，给医院打电话，给阜城镇打电话，马上采取措施抢救病人。 　　曹连升被及时送到了阜城县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医护人员全力以赴进行抢救。 　　河北省阜城县人民医院主治医生说：(2002年1月8日)12点40分左右，我们值班大夫接的这个病人，是我们120急诊接来的，手术进行得比较顺利，手术后病人基本上比较平稳。 　　经过抢救，曹连升脱离了生命危险。刚刚苏醒过来的曹连升，对当时县委领导的态度仍记忆犹新。 　　曹连升说：“(县领导)态度好不了哇，要好的话，俺能这样，俺觉得没法活了。他们这是糊弄老百姓，他们为了落好名，俺赔这么惨，他们不管了，说的话不算。” 　　一提起种蘑菇赔钱这事儿，曹连升的三弟弟曹连清也觉得很委屈。 　　曹连升的弟弟曹连清说：“县委书记说呢，不让我们赔一分钱，结果我们现在赔了二十万没人管了，找谁谁不管，昨天我哥找县里没人管，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他拿刀攮个人(自己)了。” 　　阜城县是河北省一个较贫困的农业县，因长期种植粮食，农民增收一直是个难题，1999年，阜城县委、县政府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出台实施了一项富民强县的"三三三一"工程。 　　河北省阜城县副县长张金刚介绍，"三三三一"(工程)，主要的第一个"三"讲的是三大主导产业，畜牧、果品、瓜菜，三大主导产业；第二个"三"呢，指的是三个重点项目；第三个"三"呢，就是奋战三年；那么"一"呢，就是实现人均收入增千元，这是一个奋斗目标吧，作为一个口号。 　　双孢菇蘑菇是阜城县这"三三三一"工程中三大主导产品之一，1999年全县种植任务是150万平方米，为了完成任务，阜城县委县政府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到各乡镇，虽说当年也只落实了60万平方米，可这一数字也比上年的2000多平方米增长了近300倍。 　　河北省阜城县阜城镇党委书记王贵阜说：“我们这个镇总共74个行政村，当时是分10个片，这样我们就把这个10万平方米(任务)分解到10个片，每个片呢，是要求都弄(种)1万平方米，在这个要求当中，一个是要求干部带头做示范作用，搞示范，讲效益。” 　　与其他村一样，阜城镇卢皇村的干部和村民当初对种植蘑菇并不感兴趣。 　　河北省阜城县阜城镇卢皇村原党支部书记曹连启说：“当时这个事吧，一开始，俺们不打算整那玩艺，不种。为什么后来整(种植)起来了呢，到后来县里边都签(定)下来了，县里推(压)公社(镇)，公社就天天来人，来人催。” 　　为了完成县委、县政府确定的双孢菇种植任务，阜城县乡两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力措施。 　　曹连升弟弟曹连元称：“乡里那也是硬派硬的，到后来他就是县里压乡里，不养(种)双孢菇不行了，你不养(双孢菇)县里撤你乡里的职。”曹连升说：“(哪个乡镇)完不成任务，撤哪个乡镇的党委书记。哪个村的完不成任务，撤哪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村民们说：“当时你种也得种，不种也得种，这不俺们乡亲全在这儿了，你不种到时叫你拿荒芜费，这家伙一家得拿好几千块钱，受这么多累哪有好几千块钱，没法第二年种一个也行。” 　　据原芦皇村的村民介绍，当时镇政府领导表示，对种植双孢菇的村民进行减免村提留费，并在贷款、技术、用地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还派人到村里向村民讲解种植双孢菇的好处。 　　芦皇村原党支部书记曹连启说，他们上边来说，来技术员也讲，县里来也讲，一平方米保险出15斤，最低价格保持1.2元，俺们当时合计着，有那么两人刨去成本，刨去什么的，连一些投资刨去以后，这一个棚还能赚个一、二千块钱。曹连升说：“县委副书记刘占强，还有县长张金刚开车上俺那去了，说你得多养，你能养多少养多少，我说没钱呀，没钱你甭管了，我给你借(贷)款。” 　　这样，生活并不富裕的曹连升在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领导的鼓励支持下，带领三个兄弟，建起了种植双孢菇大棚32个，占全村总数的50%，投资近20万元，其中仅在县农村信用社就贷款9.3万元。这时的曹连升，在领导的保证和介绍下，对自己早日脱贫致富充满了希望。第三部分 　　为了充分调动全县人民种植双孢菇的积极性，并做到让农户放心，阜城县委县政府确定成立于1998年的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为双孢菇产业的龙头企业，种菇户的菌种均由这个开发中心提供，种植户与开发中心签订合同，合同规定，县食用菌科技开发中心将以每公斤双孢菇2.4元的保护价收购农民种植的双孢菇,并做出了对种植户进行技术上指导等一系列承诺。 　　曹连升弟弟曹连清说：“他承诺一平方米保20斤的产量，结果5、6斤一平方米，达不到产量一切损失他来包赔。” 　　虽然有种种的承诺和保证，但自1999年至2001年的三年时间里，产量均不如人意。 　　河北省阜城县阜城镇芦皇村村民说：“原来说是一平方米保持15到20斤(双孢菇的产量)。” 　　后来结果怎样呢？ 　　村民说：“种的结果是我们一个棚40米长，也就是(每平方米)最多说合6斤沉，也就不错了。” 　　曹氏兄弟和其他农户一样，在大棚边盖了一间砖房，没日没夜地守护在大棚边，虽然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每平方米双孢菇的产量只有3公斤，比预计的正常产量低了7公斤，而且价格也很低。更让他们失望的是，县里的种种承诺到这时都落了空。 　　曹连升的二弟弟曹连清说：“一开始种呢，说收的效益高，但我们种以后呢，效益并不高。” 　　芦皇村村民说：“那时候定的1块钱1斤，到后来给几角钱1斤，他到时候不按合同办事了。” 　　曹氏兄弟等种植户不仅双孢菇的产量不高，而且价格也低，他们与县食用菌开发中心签订的供销合同中规定，开发中心将以保护价足量收购农民手中的蘑菇，可是后来由于蘑菇市场销路不好，这个开发中心并没有按照合同办事。 　　河北省阜城县阜城镇芦皇村原村委会主任芦连清(合同)上边写着由他们来包赔，他现在谁包赔呀，找谁去，找不到头哇，一开始菌种厂的开始收打白条，到后期就不收了。 　　县食用菌开发中心不仅没有按合同及时收购农民手中的双孢菇，而且这个开发中心也已人去楼空，农民无法找到收购蘑菇的商家，自己种植的蘑菇卖不出去，损失严重。无奈之下，曹连升只好找到当时做动员和承诺的县领导寻求解决的办法。 　　河北省阜城县县长张金刚对这些农户，我怎么办呢，政府拿不出钱来给他赔偿，一个是拿不出钱来给他赔偿，再一个如果有很多钱，给他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政府即使能赔偿他个人,也不可能那样做，因为赔钱的不是他一户，如果赔了他别人怎么办，我们只能鼓励他，从精神上支持他。 　　背着近20万元的债务，曹连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在县委大院里，将刀子捅向了自己的腹部，对此，阜城县的部分领导也深有感触。 　　河北省阜城县副县长张金刚这里头有损失，政府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就是对风险估计不足，或者技术措施采取的不到位。(完)

行政手段干涉农业经营 农民自残在县府大院 -------------------------------------------------------------------------------- http://www.sina.com.cn 2002年01月28日11:36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北京1月28日消息：据新华社报道，今年1月8日，河北阜城县农民曹连升因种植双孢菇赔了本钱，到县委大院将一把木板刀刺入自己的腹部，差一点送了性命。县领导怎么也想不到，政府苦心栽培的种菇大户，竟会以这种方式回报政府。 　　阜城县是较贫困的农业县，农民增收一直是个难题。1999年，县委、县政府以空前的声势推动全县农民种植双孢菇。曹连升是阜城镇芦皇殿村农民，公认的老实庄稼人，他认准 种双孢菇是个发财的路子，便和三个兄弟一口气建起了32个大棚，成为阜城县种植双孢菇面积最大的农户。县政府将曹氏兄弟树为全县农民的样板。 　　种双孢菇比种粮食费力气，曹氏兄弟在大棚边盖了一座砖房，没日没夜地守护在这里。种植双孢菇一般应从8月开始，但曹氏兄弟1999年10月初才建好大棚，加上种植技术不成熟，一场意想不到的大风又破坏了一些大棚，头一年双孢菇每平方米产量只有3公斤，远远低于10公斤的正常产量。第二年曹氏兄弟又满怀希望种植，产量上去了，双孢菇价格却急剧回落，他们赔得更惨了。 　　记者见到曹连升时，他刚做完手术，躺在病床上。他说：“政府号召种双孢菇，谁知种下双孢菇，全家受大苦。俺兄弟们赔了七八万元，就盼着政府再给点钱，让俺们活下去。”曹连升认为他是受政府的鼓动才种双孢菇的，于是隔三岔五地找县领导要钱。 　　调查发现，阜城县种植双孢菇的农民大都没有得到好处。事实上，双孢菇种植期间不需施化肥和打农药，是无公害蔬菜，该产业确有发展前景，为什么双孢菇产业在阜城县就发展不起来？ 　　1997年，时任阜城县科技协会主席的梁树勤经过考察和比较，建议政府将食用菌中的双孢菇定为向全县推广的品种。时任芦皇殿村支书曹连起和村委会主任芦连清反映，最初镇政府要求村干部必须种双孢菇，一个村干部要带动两个农户一起种，除曹氏兄弟外，全村又发展了32个大棚。现在他们俩因为当初劝农民种双孢菇，都成村里的罪人了。 　　颇具戏剧性的是，阜城县农民不再种双孢菇以后，双孢菇价格扶摇直上，从每公斤1.2元飙升至近5元。 　　阜城县政府认定让农民增收的双孢菇产业，却变成了“致穷产业”。县领导认为自己没有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双孢菇产业，然而，层层下达种植任务、一个干部带两户的做法，能说不是行政指令吗？ 　　芦皇殿村农民芦世春说：“种双孢菇后的第二年，俺们赔了钱，本来不想再种，可是镇干部说不种就收土地荒芜费，俺们又不得不种。农户建一个双孢菇大棚，县政府就让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2500元，俺和两个儿子一共搞了4个大棚，共贷了1万元，当时只听政府说双孢菇是用来向国外出口的，能赚钱，连贷款利息都不知道是多少。现在赔了钱，还不起贷款，信用社把俺告到了法院，不怪政府怪谁呀？” 　　对于曹连升的悲剧，阜城县领导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县长吴平说：“当初我曾劝过曹连升，不要种那么多，但他想发财，非要种32个棚，能不比别人赔得多吗？”但曹连源却说：“政府嫌俺们种得多，为什么还奖励我们？为什么还给俺们投资和担保贷款？”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农业问题专家李洪民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应力避用下指标、定任务等计划经济的老办法、靠行政命令推动农业产业化，而阜城县政府恰恰用了这种老办法，这是政府好心不得好报的根源。

中国青年报：农民的生命为何如此不值钱？ -------------------------------------------------------------------------------- http://www.sina.com.cn 2003/07/23 10:21 中国青年报 　　作者：洪巧俊 　　7月10日，陕西省旬阳县桐木乡派出工作组进驻该乡涌泉村开展退耕还林清查整改试点工作。紧接着，涌泉村出人意料地接连发生3起自杀事件：7月11日，56岁的二组村民李立文服毒自杀，经抢救后脱险。7月13日、15日，31岁的同村三组组长李祥和32岁的三组村民陈音富先后服农药、上吊死亡。(7月20日《华商报》) 　　记得去年湖北省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发生了7起农民服毒自杀事件，起因都是不堪忍受沉重的负担。而旬阳县一村5天3人自杀，两人死亡，却是因为交不起罚款。 　　在我的家乡有这样的谚语：“宁可世上挨，不可土里埋”。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过去总认为，中国农民历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和并不优裕的物质生活中磨练得像优质钢材一样，既坚硬又富有弹性，我们的农民兄弟如今咋就愿意选择自杀？ 　　可事实总归是事实。近年来，农民自杀的事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令人心惊。自杀事件进一步暴露了一些地区农村生活状况的艰苦，农民经济负担的沉重以及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不正视这个问题，这一类事件就不可能避免。 　　种田不能活人，并不是土地不出庄稼，而是由于税费沉重和那些巧立明目的罚款，压得农民兄弟抬不起头。同时，农民自杀的真正原因，不仅仅是贫困，而是一些乡村干部对农民生存状态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关怀，对农民的命运和生存空间缺少关注，甚至根本不把农民当人看。一些乡村干部工作方法粗暴，缺乏人情味。难怪涌泉村的农民们要发问：“干部们一直在讲，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在工作中他们是否设身处地地考虑过农民的困难？是否考虑过几百元的退还款、罚款，对于贫穷的涌泉村民意味着什么？对于连农药都赊账的农民来说，交不出退还款，他们会怎么想、怎么做？” 　　村干部们为何不听听农民们的合理意见———按照相关文件，退耕还林之后，地里确实不应再套种其他农作物。但他们这里主要的退耕还林是桑树，如果套种一些低矮作物，更有益于桑树的成活。如果不套种作物，反而容易把地荒了，地里长草，桑树也不容易成活。农民们并不是没有把这个意见向有关部门反映，而是人家充耳不闻。试想，如果作了答复，还有向农民罚款的理由吗？在一些地方，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手段从农民口袋中掏钱，来缓解日益紧张的财政支出，打着各种旗号罚款创收，使得农民兄弟苦不堪言。 　　农民穷，穷得连自杀的农药也是赊来的。“死过一回”的李立文说：“我在自己的退耕还林地里套种了2亩4分黄豆，工作组说，按规定，我得交560元罚款。我愁得不行，只好到处借钱给工作组交罚款，跑了一圈，一分钱也没借到。心里难受，就在小卖部里‘买’了一盒敌杀死农药喝了。”其实，他根本就没钱买，而是赊了一瓶农药。2亩4分田黄豆，就是收获了，也卖不到560元钱。而它却差点要了李立文的一条命。31岁的李祥是村民小组长，因此，工作组组长要他去收罚款，村民没有钱就要由他这个组长垫上。李祥知道乡亲们的难处，他如何去收这罚款？而不收款，自己又无法垫得起这么多钱。“明天没钱给工作组交罚款，逼得我只有死。”这才是李祥选择自杀的真正原因。让人痛心的是李祥喝了农药，口吐白沫，乡工作组一个领导听说此事，也没过来看个究竟，工作组的5个人没有一个人过来关注李祥的生死。 　　村民陈音富在李祥的葬礼上忙碌着。待李祥下葬后，大家回到李祥那个愁云惨雾笼罩的家，陈音富却被带进了派出所。回来不久，他便吊死在一棵树上，原因是派出所的人逼他承认李祥的死和工作组无关。 　　农民的生命为何如此不值钱？这决不是一个承受力差的问题。眼见着一个个面朝黄土拼一生都想过好日子的硬汉子走上了自杀之路，眼见着那些鲜活的生命转瞬如风中灯烛，除了悲愤于农民的命不值钱之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措施，那些不管不顾农民死活的罚款者该如何面对那些死者？

除了自杀,真的别无选择.就这样,也还唤不起一些人的良知,一个劲地推责任.找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