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欢乐是人生的外衣,痛苦是人生的内衣,那么荒谬就是人生的皮肤,绝望就是人生的血肉了。
与此相对应,作为人学的文学也可以分成这样几个层次。乐天派的积极浪漫主义文学固然能让人荡气回肠、为之一振,让人像上了发条一样兴奋,但是真正的乐天者似乎不多,否则人们不会羡慕“快乐的猪”了,欢乐的文学则更少,充满我们视野的多是些伪乐天派,除了给人注射一支支催吐剂,他们的文字就很难找到存在价值了。中国的写作者们(我不用“作家”二字来指代他们,是因为用词不当实在是个可恶的毛病)大都如此,他们一直是那样歌舞升平,国泰民安,仿佛到处是阳光处处是鲜花似的。他们笔下的一切,都给人一种假名牌的感觉,艳,却也俗,有的甚至是恶俗。虽然通过那些华美的文字,写作者可以得到阳光与鲜花,甚至美酒美女乃至乌纱帽什么的。谁不喜欢一个讨好自己的人呢?作为一个群体也好,作为一个个体也罢,看到那么不遗余力的表演者可怜巴巴地讨好你,不赏他几个铜板,也未免太不近情人了。而作为一个强大的群体——不论是官方还是市场——泼出一点残羹冷炙,也足够一个写作者家里水漫金山,并改造自己的出身与血统了。而从文学本位来看,那样的文字恐怕连跳楼价也不值的。因为他们忽略了最起码的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不是说苛求他们一定要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苦难,而是说希望他们能在行文中稍稍表现一下他们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苦难,他们自身所受到的侮辱、欺骗、歧视与损害,能在笔下得到隔靴搔痒的反映,就已经让追求真实的读者们大喜过望了。
然而在这个国家里,几千年来流行的都是一种外衣的文学,一种粉饰的文学,它们虽然不一定就等同于欺骗与谎言,然而却与欺骗和谎言过从甚密不清不白。读那些文字,看到的只是一片大好风光和大好形势,就连他们的童年也是生在红旗(圣恩)下,长在阳光(盛世)里的。人是一种天生痛苦的动物,人又是一种天生演戏的动物,于多灾多难同时也变化多端的中国人而言,痛苦与演戏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内心痛不欲生,却还要打起精神给人家表演自己的欢乐,拼命把假冒的欢乐细菌拿出去传播,生怕自己的一脸苦相污染了皆大欢喜的公共场所,是之谓强颜欢笑。
灵魂中最深层的痛苦未在脸上和笔下表现出来,并不是说痛苦就不存在了,而是说,痛苦已经被环境和个人联合起来给扭曲了,或曰异化了。那些被扭曲了的痛苦,不敢凝成文字,甚至不敢变成日记中的文字。它只能停留在潜意识中,就像可怜的老鼠被堵在小小的洞子里,稍一露出个鼻尖,就会被一只大脚猛地踩将上去。目击和亲历许多极端的苦楚,却又得不到相应的发泄,就算不憋死,也难免憋出病来,客观上成全着精神病院的买卖。
偏偏有另一些头生反骨的写作者,对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做法生发出些怀疑和不满,尽管他从小受到的教育训导着他、提醒着他,让他时时刻刻以一种乐观刚强的面孔展示在全世界面前,然而他却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与生俱来的敏感与脆弱。苦了,他要流泪;伤了,他要流血,这在他看来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无法把泪珠美化成珍珠,更无不能血滴改造成玫瑰。他的血与泪得不到外界的抚慰与治疗,只能任它静静地流淌,却没有力气去擦干净,然后再由风吹干,或者任其结冰。起初他可能还会幻想万一这个世界上会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它,并以此作为支撑自己的生存依据,一如既往地炮制下去。然而经过些世事轮回,他发现世上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人与人的沟通,最理解他的人也未必真的理解他。理解或许也真的以过去时态存在于曾经的某些刹那,然而到最后,它总是被验明正身:理解,只是上一次误解的余波,以及下一次误解的前奏。
想起给予他理解或者试图给予他理解的人们,他心里或许会不由自主冒出这样的画外音:“你太悲观!你太颓废!你太愤世嫉俗!”那些曾经“最深”和“唯一”的“理解”者,最后难免图穷匕现,举起这样的陈词滥调作为向他投掷的武器。在他们看来,他的痛苦不是无病呻吟,就是哗众取宠。“再大的苦,你也应该咬紧牙关去忍受啊!”他们振振有词地教训着他,他们发表此类演说的时候,怕是会对自己声音中牧师一样的神圣和庄严表示些敬意哩。面对这样的声音,哪一个有理智的人还会去反驳呢?即使是多嘴多舌的他,也只能充耳不闻了,只是在心里辩一句:“失去全部牙齿的痛苦,你曾经想象过吗?你曾经体验过吗?于我而言,有些痛苦是无法咬紧牙关的,因为我一半的牙早已在磕磕绊绊的青壮年时代摔掉了,另一半呢,则由于经常‘咬紧牙关’给咬掉了……”然而他一言不发,他深谙言说的虚无与幻灭。于是对于来自外界的丝毫理解都不再抱什么奢望,岂止生前的知己,哪怕是死后的理解他也不去多想。既然言说只是无聊的重复,是无益的废话,那么还不如直接说废话呢,于是生性多嘴的他学会了插科打诨,并且美其名曰“幽默”;在连幽默的一丝力气都没有的时候,他学会了装死,学会了支支唔唔和一声不吭。“幽默”可以给人有活力的印象,“沉默”呢,则可以给人以有教养的感觉,这两种表现,都远胜于他曾经热衷的喋喋不休。有时候,他可能还会由于多年恶习的惯性自言自语几声,甚至动笔写些连自己都永远不会再读一次的文字,然而那文字只是一种注定要跟他的骨头一样化为灰烬的隐秘,与外界无涉,无论是父母,朋友,甚或爱人。
如果我的判断还不至于过分武断和悖谬,这样的体验,是所有操持文字的人都有、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故意过滤掉了的。鲁迅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不敢把自己内心深处太多的黑暗暴露出来,他怕吓着了心理脆弱的人们(大意)。那些可能被吓着的人,也许毫不相干,也许至亲至爱。也许在旁观者看来,鲁迅的心,过于阴暗,鲁迅的笔,过于阴冷,他一直津津乐道于苦难,却对正在普照和将要出现的光明视而不见。可是有谁能够想象到,鲁迅所写出来的痛苦与黑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他所写出来的,只不过是他所体验过的诸多苦难的多少分之一呢?然而就是这样的过滤与改装,最后仍然吓坏了那些心理脆弱的乐观主义者。
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个衣着华丽、不苟言笑的尊者,他只是一个穿着内衣行走的人。对于生之荒谬与绝望,鲁迅有所表达,然而那不是伤痕累累的皮肤,更不是一团模糊的血肉,如果人们从鲁迅的文字中看到了血色和血痂,闻到了苦涩与咸腥,那只是太多无法挡住的血,从他的内衣上渗透出来了,而不是他有意展示,哪怕只是给自己看。
从鲁迅这样的叛逆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属的是一个连独处时都不敢裸露自己肌肤的民族,是一个连洗澡时都恨不能全副武装的民族,我们对自我与宇宙,怀着与生俱来的深深恐惧,面对恐惧的对策就是衣服。指望这样一个自以为“乐天知命”的民族,编出斯芬克思之谜,或者提出歌德巴赫猜想,实在是难于上青天。既然“怪力乱神”连进入人们言说层面的权利都没有,那么执着不已的追问、穿透千年的怀疑、哭天抢地的哀嚎、怒发冲冠的嘶吼、歇斯底里的怪笑,以及悲天悯人的人道,也就难以完全进入这个民族的文学血液了。没有任何症状,是病入膏肓的最危险征兆,这个民族只能在这样暧昧而怪异的“健康”与“正常”中书写自己的方块字,而那些热血与冷血一起澎湃的因素,诸如尼采式的激情、梵高式的焦虑、卡夫卡式的过敏,以及加谬式的厌倦,断不是这种文字所能承载得了的,即使巴尔扎克那种手术刀式的冷静和左拉那种显微镜式的客观,也会遭到这种文字的孤立和排斥。那种身上有火,却不敢抖落自己身上的火,那种身上有冰,却无法甩脱自己身上的冰的人们,只能怀抱着自己从外界接收到的冰与火,直到把自己抱成一尊焦土或者一尊冻土。就连这人形的焦土和冻土,也都小心翼翼地用或古典或现代的内衣遮盖起来。值得玩味的是,这样小心翼翼的遮盖,也能成为几千年仅见的景观,成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文学高峰。
文学的极致,皆可用“裸奔”二字概括,静态的“裸”是其真实的内容,动态的“奔”是其自由的形式。而我们所尊敬的鲁迅,跟裸奔还相去甚远,他只是一个穿着内衣行走的人,这是一种可悲。更可悲的是,在鲁迅辞世大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仍然没能叫醒自己的灵魂,进行一次荡气回肠、我行我素的裸奔,甚至没能让自己的灵魂哪怕穿上内衣行走一次——像鲁迅在七十年前做的那样。
在痛苦、荒谬与绝望的苦海中央,我们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如同去赴盛大的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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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老酷快跑 原作 提交时间:21:39:31 0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