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人士、“六四”运动时期的邵阳工自联主席李旺阳之死，也许在他与我共有的家乡邵阳市——这座据说有千年历史的古城宝庆并未引起多少人关注，但在美国纽约尤其是香港，却有不少与他素昧平生的人在为他抗议，要求追查他死亡的真相。如果李旺阳地下有知，这或许多少可以告慰他那凄苦飘荡的灵魂。 邵阳市：权力专横与过度贫困化的精神荒漠 离开邵阳已30多年，家乡的一切早已经幻化成天边一缕淡淡的云彩，但李旺阳的非正常死亡却让我心里非常纠结。如果我要说李旺阳的非正常死亡只会发生在邵阳市——这座在经历了长达30多年贫困化历程后沦为精神荒漠的城市，那肯定不符合事实。因为这种非正常死亡在全国到处都发生过，浙江乐清有钱云会之死，广东乌坎有薛锦波之死。 但钱、薛二位的死均缘于他们与地方当局的现实利益冲突，他们要捍卫所在村庄村民的土地权益。而李旺阳的悲惨命运却肇始于“六四”，这与邵阳官吏完全没有现实的利益冲突。不仅如此，李的妹妹李旺玲竟然因帮助其兄长而被劳教三年。兄妹俩这一遭遇之独特与残忍，又分明与湖南特别是邵阳的政治文化及乡土文化有关，过分贫穷的土地不滋养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邵阳市原来自成体系的工业体系过早衰落——这一过程比国内同类工业城市的衰落大概要早10余年，当地住民因此开始了整体贫困化的向下过程。在源起于“文革”中后期的江湖帮会文化浸染下，斗殴打架成为青年人的日常活动。这些都固化了当地的闭塞与蛮横，也使得当地民风崇尚权力之外还崇尚暴力。 30年间，我曾回乡数次。据了解，除了在毛泽东倡议“三线建设”时迁往邵阳的几个大型国企如一纺机、二纺机、湘印机、中南制药厂等之外，邵阳的工业大多数在80年代中后期就因失去市场而衰落。如果需要我从理论上总结，应该就是：中国的工业产品本来就是以傻大粗与品质低劣为特点，邵阳工业品应该算是其中“佼佼者”。计划经济年代，中国是短缺经济，产品品质低劣的邵阳工业品也能由政府包销。但在中国由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邵阳产的各种工业品就无法逃脱被淘汰出局的命运。这是全球化过程中，落后产业无法逃避的命运，邵阳只不过是早早开始了这一过程。 因此，早在80年代后期，邵阳居民当中就有将近一半成为失业者；青年人如果不离开家乡外出谋生，必然成为新一代失业者。到了90年代，除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公共企业，如水厂、电厂、煤气公司，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像话的企业。大学毕业后如果在别处找不到工作，想回邵阳找工作，除了父母拥有权势，平民子弟几乎没有这一可能。 我每次回乡，大街上总是垃圾遍地，弥漫在城市上空的异味刺人眼鼻。所到之处，只闻一片麻将声与胡牌的呼叫声，几乎可与西北的猜拳声媲美。原来清澈的邵水河已经干涸见了河底，成了市民倾倒垃圾之地。治安也非常不好，据说有位与邵阳有点瓜葛的港商打算回邵阳投资，结果被一无业青年当作劫财目标，杀死在宾馆。 邵阳男子在外娶的媳妇，只要跟着丈夫兴冲冲地回去领教过一次“邵阳风光”的，大都不做二次之想。如果有人再去看望公婆，那一定是给了丈夫天大的面子。愿意将孩子委托给邵阳公婆的，必定是将自己的个人闲暇看得远比孩子重要。 活下去，已经成了这个城市居民的最高愿望。如何有尊严地活下去，这个话题已经淡出他们的生活愿望。逃离邵阳，成为有点思想的邵阳青年的共同愿望。湖南省当局对邵阳行政长官的要求，不出事就算政绩。同情心与体恤他人之心，在这个城市已经渐成稀缺物品。所谓“江湖义气”，其实只是一种利益交换的形式而已。 家园的毁灭，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生于这里的人将无家可归。这样的邵阳，离我记忆中的家乡越来越遥远，这一切使我对家乡保持疏离状态。这种疏离，表面上看是出于厌倦，其实于我而言，却是为了给自己心中保留一片家乡梦境的云彩。我刻意忘记邵阳的现实，常用那早已消失的邵阳安慰自己，仿佛那宁静的小巷与帆影点点的资江依旧，庭园中清洌的古井犹在，窗前的石榴树每年仍然在春风里绽放深红的花朵。 李旺阳个人处境之推想 且放下李旺阳多年来的非人待遇不说，就说那死亡现场照片所显示的一切，足以证明李并非自杀身亡。至于那现场为什么伪造得如此拙劣，只能说显示了邵阳恶吏们的专横与他们对权力的高度自信：政府说什么是真相，什么就是真相；不服，牢房伺候。这就是李的妹妹、妹夫与关注者被扣押的原因——在邵阳官吏眼中，没有权力摆不平的事情。 按照一般想像是，越穷的地方，人们的反抗精神越强。但我发现现实并非如此，中国的社会反抗往往多发生于沿海等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如西部省份，因民众在生存资源方面更多地仰赖于政府，反而少有反抗。邵阳虽然非西部地区，但对权力及权力的原始形态——暴力都比较信服，有权且能够在江湖上有“兄弟”帮衬，在邵阳就是老大，可以通吃。这样的人没人敢惹，平民之间的争执多是拳头说话，谁的拳头硬谁就有理。这就是有人写了篇《湖南城市十二脸谱，打手邵阳》的原因。 李旺阳是行动人士，“六四”曾短暂地给他提供过昙花一现的舞台。当时邵阳的参与者虽然也还有其他人，但在事情过后或者是重新回归社会，或者是另找生活道路。他不长于思想与写作（因为未看到他有多少作品），这点决定了他对周围的人感染力有限。李旺阳在邵阳能够坚持到今天，完全借助于他性格中不屈的精神，以及他对八九民运正确性的坚信。据说中国的监狱里贿赂成风，邵阳那些监狱的腐败风气应该更严重，无钱无势的李旺阳入狱之后，与一群在看守们纵容下的刑事犯呆在一起，其遭遇可想而知。他的身体严重残废，应该与在牢狱里受到的非人折磨有关。 从相关资讯来看，李旺阳出狱之后，无法再就业。这事对了解邵阳的人来说并不意外，当地失业者人满为患，一个身无长技的健康人在邵阳谋职都很困难，身有残疾且时常被警察“关照”的李旺阳想求职几乎没有可能。他生活无着，很少得到乡亲们的支持，这一遭遇与邵阳的普遍贫穷有关。 富足丰裕的社会使人们有余力关心公共事务，但贫困过度的社会则使人冷漠，自身求生存都极为困难，几乎没有余力帮助他人。就算有人经商小有积蓄，亲朋好友间的无度求助也无法应付，不是自身被拖垮，就是亲友之间反目成仇。再加之邵阳市对人的评价系统与官方高度统一，以权势与金钱衡量人的成功，更何况李旺阳坚持的理念是与邵阳人生存完全无关的“六四”旧案。 李旺玲女士对这位已被当地社会抛弃的哥哥倾尽全力照顾，在当地已经属于罕见现象。当地不少老人在瘫痪或者行动不便之后，被子孙弃之于不顾，死时异常凄凉。 中国还有多少个“邵阳” 我只能以文字祭奠这位“非正常死亡”的老乡。“六四”壮士非正常死亡这一事实本来已经让我很绝望，但更让我绝望的则是邵阳之殇。这个在共产党执政之前曾经山清水秀、尚称小康的千年古城，已经在一种近于绝望的状态下挣扎了20多年，我至今也看不到它的出路何在。 我有时会无端地想，假设人们一觉醒来，中国幸运地进入民主化，我也不知道资源枯竭、无任何支柱产业的邵阳将以何来养活它那几十万素质技能均有待提高的人口。 我最后一次回邵阳时，对邵阳父母官谘询的一个问题——“将邵阳市发展成百万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所作的回答是：这一百万人当中的70%劳动力年龄人口，至少应该有30万个工作机会吧？否则拥有这么多人口又有何用？ 最可怕的是，全中国不止一个邵阳。前些年，中国网路上流行的一个话题是“我的家乡在沦陷”，我当时看了这个话题不由得苦笑，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乡早就先于其他地方沦陷。这些沦陷的地方，将会不断产生李旺阳、钱云会与薛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