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历史名词“地、富、反、坏、右”的真意解释： - “地”指“地主”（即土地的主人，为种粮大户犯）。 - “富”指“富农”（即少许雇佣他人的富裕农民，为冤枉犯）。 - “反”指“反革命”（即反现政府者：分类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2类，为政治犯）。 - “坏”指“坏分子”（盗窃、抢劫、杀人等刑事犯）。 - “右”指“右派”（即1950年代末言论上批评政府错误的可识字的受教育者, 为思想犯）。 看看中共领导下 中国人对于手无寸铁的同胞的大虐杀 在阶级斗争走向极至和派性武斗背景下，1967年7～10月初，大屠杀从湖南道县发源，迅速波及零陵、邵阳、广西贺州、桂林地区，被杀害的“二十一种人” 及家属3万余人，还有已被 “贫下中农最高法庭”判处死刑准备执行、因江永知青及时将大屠杀信息向47军反映并向社会披露、为中央得知下令制止而近万人在变卖家产和借债赎身后死里逃生。 1967年8月～10月，湖南零陵地区道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武装部负责人发动的“发动群众专政、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运动中，以“红联”派和农村基层组织掌握的民兵、积极分子和普通民众为主，在全县进行的大规模屠杀“阶级敌人”的惨案事件。又称道县大屠杀，道县非法杀人事件。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陈智希的指示，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意见，决定“搞掉”历史反革命分子、曾经当过军统特务的朱勉。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 当晚，寿雁公社下坝大队召集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山上，将朱勉打死。朱勉成为道县大屠杀第一个被害人。从此，道县大屠杀迅速发动和开展起来。 8月13日，祥霖铺区的宛礼甫在上渡公社召开杀人大会，杀掉了7人。紧接着，他又成立了一个百人杀人团，分赴各个公社和大队，组织更大规模的屠杀。被杀的有的是从床上拖起来的，有的是从田里叫上来的。从8月13日到8月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据宛礼甫上报的杀人名单中，一共杀掉了一千多人。屠杀的方式骇人听闻：用自制的土枪崩、沉河、断头、截肢、开膛、腰斩、投窑火烧、集体爆炸，年轻的妇女则集体轮奸后杀害。据全道县统计，屠杀的方式共有一百零八种。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据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的陈述∶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一个“纲领”，即 “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张。 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全区50人中就杀了1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 8月22日，小甲公社召开了一百多人的“革命会”，各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参加。公社武装部长廖龙九有感于已落后形势，号召“杀人要越快越好”。当晚，洞仂口大队即反馈信息，该大队计划杀5人。大队党支部已开会研究，同时打电话向公社请示，公社秘书杨庆基接到电话，当即答复可以。得到批准后，洞仂口大队民兵将这5名“四类分子”押到村囗，用鸟铳、锄头打死，丢进一眼废红薯窖中。 8月30日，杨盛芳和杨盛芳和召开全公社总结表彰大会，表扬了洞仂口等几个“行动快、成果大”的大队，重点批评了小甲大队。会后，派出一个排的基干民兵，带着枪支、马刀、炸药，进驻小甲大队。当天，将12名地富分子及子女，用一根绳索捆起来，捆成一团，中间放上一大包开山放炮用的炸药，点燃导火索，将这 12人坐“土飞机”炸死。 8月26日，蚣坝公社河滩大队将各个生产队推出的２１名青壮年“四类分子”五花大绑，由手持马刀、梭镖、鸟铳和锄头的民兵和积极分子押解至葫芦岩的洞囗，大队文革主任、“最高法院”负责人何兴盛代表 “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判这些人的死刑。他叫一个名字，牵一个到洞囗边，由负责行刑的民兵用马刀或梭镖、棍棒之类杀倒或打昏，丢下岩洞。有人被丢进洞里后，居然没有死，在里面拼命呼救。何兴盛在洞囗边窜来窜去，急得直跺脚。他叫民兵不停地往洞里扔石头，又叫人搬来成捆稻草，点燃扔下天坑去烧。最后，他还是不放心，又打发人跑回村里，拿来一大包炸药，挂上导火索，点燃丢进洞里。随着“轰隆”一声沉闷的巨响，葫芦岩岩洞内重归寂静。 随后，何兴盛回到大队部摇电话，向区里和公社汇报请示。得到区委主要负责人之一叶成虎“全部杀掉”,公社党委书记“一个个都给我搞掉！”的指示后，当晚，何兴盛指挥民兵，将31个人赶上一只业已准备好的大木船，每人身上吊上一块大石头，将船飞快地划到河的深处，然后，一个一个下馄饨一样丢进河中。 其中最大的74岁，最小的才56天。张秀华一家6口，丈夫、婆婆、3个儿子被杀。贫农光棍蒋癞子是杀人积极分子，在杀害她才56天的小儿子后，苦苦请求组织，得到允许， 强逼张秀华与他成亲。当晚，该大队成立了“财产清理小组”，对被害人家中财物进行分财。并从被杀人家中拖出几头肥猪杀了，又杀鸡宰鸭，在晒谷坪上召开庆功大会餐。 8月25日，油乡公社武装部李部长严厉批评跃进大队行动慢，拖了全公社的后腿。27日，跃进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方前指挥各队干部、民兵和积极分子，召开大会，将全大队地富分子及子女64人，绑捆得结结实实，押往石头山水库。有两个地富分子年岁太大，走不动，要人拖，大大影响了队伍前进的速度。押到何家河边时，几个民兵拖得不耐烦了，请示何支书后，用鸟铳将那两个老的打死，扔进河里。到达石头山水库后，因陋就简地开了个群众大会.大队贫协主席代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了何光美、左南方等62人的死刑。然后验明正身，分别推下三囗窖内。又将稻草浇上煤油点燃，投入窖里，熏后，掩土活埋。成为全县杀人最多的大队。 在道县大屠杀中，被杀的人大多是满门抄斩，有的大队甚至株连族人。8月24日，杨家公社金狮庵大队以刘代修为首的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杀了李念德家4 口；就在47军6950部队进驻道县制止杀人后，8月29日，刘代修对抗禁令，又杀害了他家９囗人。李念德一家14口，只剩下他自己逃脱性命。 大坪岭公社土地塘村蒋汉正全家和同村几十人，被杀人团的凶手作为反革命一齐赶下岩洞，摔得半死，然后活活饿死闷死在岩洞里，据该村的老百姓说，凄厉惨烈的哭叫声持续达两天两夜，令人闻之丧胆。洪塘营公社的杀人团，把两百多名反革命绑到附近的矿坑旁边，杀人团的李波清等先用枪打，然后不管死活，一律推下矿坑活埋。 桥头乡桥头村右派周文楝及妻子陈莲娥、子周辉在杉木岭出工时，被生产队长指挥青壮劳力，推进一囗多年不用的废窖里。那些人搬出早已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塞进地窖。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囗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随即，生产队长又派人到周家，将其两个孩子抓到杉木岭。周队长接过两岁大的小弟，丢进炙热的烟草灰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队长毫不手软，抓住她推下去。因用力过猛，周大妹被推过了窖囗；周又追上去揪住她，如此几番才8岁大的小姑娘推下火窖，活活烧死。 8月26日，横岭公社小路窝大队支书唐兴浩和民兵营长蒋文指挥民兵和积极分子，将蒋汉镇及妻子周军阳等15个地富及子女五花大绑，押至大队部仓库边的禾坪。唐兴浩因借了蒋汉镇100元钱一直不还，遂起杀人灭门之心，吩咐人到蒋家捉来他的三个崽女，一起押至枫木山的天坑边，唐兴浩下令停下。他跳上一块石头宣布 ∶“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许多被捆着的人，顿时就瘫倒了。月亮这会出来了，惨白惨白的。民兵们围上来，用鸟铳、梭镖对着我们。唐兴浩站在高处点名，点到谁，谁就被拖到不远处的天坑边去处决，然后推下天坑。周军阳被推下天坑后苏醒过来，７天后被人救起，但她一家5口已死于天坑。 杀人凶手们不但杀父奸女、杀夫霸妻，还对受害人妻女进行集体轮奸。8月26日晚，田广洞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指挥民兵，在大队部打死陈高肖和另外两个地富子弟，用马刀砍下来3人脑袋，以示其革命坚决。 陈高肖妻子吓得逃回娘家，大队民兵营长义正希闻讯带着民兵追到朱家湾，又把她押回了大队部。陈高友决定让参加屠杀的人“开大锅饭”。他解释是：“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陈锡位招呼民兵们，“大家吃饱些，攒足精神开大锅饭啦。” 陈登义率11位民兵在大队部里吃饱喝足了，就把陈高肖的妻子拖了出来，对她进行了集体轮奸。还从女人的衣袋里掏走了20元钱和4丈布票。次日，他们将气息奄奄的女人抬到老单身陈高月家，强迫她嫁给这个贫下中农。当晚，她又饱受陈高月的蹂躏。女人恢复神智后，乘人不备，逃回了娘家。后来，腹中胎儿早产，产后十天死亡。 杀人凶手不仅是为了执行任务，还为了从中获取报酬。在大屠杀风潮中，当时的“行情”是：每杀一人，报酬一般是二、三元或10斤谷不等，酬金由大队或公社开支。 在杀人的高峰期，零陵军分区曾将道县杀人的情况上报，湖南驻军47军转发了这份电报。电报称∶各方反映和部份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张采取行动。各地从七月以来，特别是从八月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铳、锄头、扁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207人，其他县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77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 8月27日，解放军6950部队一个连队进驻道县“支左”，做两派组织的团结工作。道县杀人的消息传到长沙，当时的省革委会筹备委员会同支左的47军派出刘兆丰副参谋长于8月30日，赶赴道县，召开各区各公社干部会议，宣布命令停止杀人，敦促他们立即赶回去制止屠杀。熊丙恩在散会之后示意这些干部故意在路上拖延时间，有的甚至在路上打电话通知刽子手抓紧时间，在一天内把该杀的人杀光。 祥林铺区区长袁礼甫得知要停止杀人的消息后，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立刻召开会议，谋划、布置祥林铺区来个“大扫除”！祥林铺区的基干民兵被紧急集合起来，召开杀人誓师大会。会上，袁区长作总结发言∶“这次任务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圆满地完成……三天后，上来会师，我们等待同志们胜利的消息！” 会后，杀猪劳军。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袁礼甫带领几名区社干部为120名雄赳赳、气昂昂的民兵送行。三天后，这120名民兵，遵照指示，准时回到了区指挥部汇报战果∶三天内共杀569人。 8月30日，“红联”和“革联”又在县城南发生大规模武斗。“红联”方面指挥失当，被“革联”打死２人，打伤７人，俘虏360余人，被缴枪支120余条，梭镖、大刀、棍棒丢弃无数。并开枪打死支左部队指导员郭学高。“红联”总指挥部再次迁往清塘区。9月23日，两派又发生武斗，当场打死若干人，打伤数人，进一步导致城乡混乱。武斗的加剧，使已趋缓和的道县农村杀人有所激化。8月30日，“红联”召开400人的追悼会。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红联”前线指挥部头头贺霞等人在会上声称，“四类分子胆敢翻天，就斩草出根！” 据零陵地区在“处遗”中查明：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 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 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杀人手段总计108中，可基本归纳为 10大项∶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9、火烧（含熏死）。还有许多妇女被奸杀，孩子被活活摔死。 当时对道县惨案进行过三次统计。第一次统计，共杀 4500人；第二次统计，共杀6500人。第三次调查是由47军刘副参谋长负责，由原检察院检察长阎维胜任组长。调查结果显示，确切数字是两万人，包括本地和外地立案注册的人和本地和外地失踪的人。这最后一次调查因为是由军队的代表负责，同时还有原来就反对杀人的阎维胜等人参与，应该是比较接近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