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阳酒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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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
王实味
终其41岁的一生,王实味所做的最闻名的,最终为他带来厄运的事,即他写了这篇杂文——《野百合花》
前记
在河边独步时,一位同志脚上的旧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过这种棉鞋的李芬
同志——我所最敬爱的水平第一个朋友。
想起她,心脏照例震动一下。照例我觉到血液循环得更加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级文预科学生,同年入党,1928年春牺牲于她底故乡——
湖南宝庆。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亲舅父亲送给当地驻军的。这说明
旧中国底代表者是如何残忍。同时,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衬衣裤都穿
在身上,用针线上下密密缝在一起,因为当时宝庆青年女共产党员被捕枪决后,
常由军队纵使流氓去歼尸!这又说明着旧中国是怎样一个血腥、丑恶、肮脏、黑
暗的社会!从听到她底噩耗时起,我底血管便一直燃烧着最猛烈的热爱与毒恨。
每一想到她,我眼前遍浮出她那圣洁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缝在一起
的衬衣裤,由自己的亲舅父送去从容就义!每一想到她,我便心脏震动,血液循
环得更加有力!(在这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
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
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并不愿意再算阶级仇恨的旧帐。我们是真正大公无私的。
我们甚至尽一切力量拖曳着旧中国底代表者同我们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
的过程中,旧中国底肮脏污秽也就沾染了我们自己,散步细菌,传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
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决心写一些杂文。野百合花就是它们底总标题。这有两方
面的含义:第一,这种花是延安山野间最美丽的野花,用以献给那圣洁的影子;
其次,据说这花与一般百合花同样有着鳞状球茎,吃起来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
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未知确否。
一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
延安青年近来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劲,而且似乎肚子里装得有不舒服。
为什么呢?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呢?有人会回答说: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缺少维
他命,所以……另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许多青年找
不到爱人,所以……还有人会回答说:延安生活太单调,太枯燥,缺少娱乐,所
以……
这些回答都不是没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些,要有异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这
些都是天经地义。但谁也不能不承认: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牺牲精神来从事革
命,并不是来追求食色的满足和生活的快乐。说他们不起劲,甚至肚子里装着不
舒服,就是为了这些问题不能圆满解决,我不敢轻于同意。
那么,我们生活里到底缺些什么呢?下面一段谈话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从友人处归来。昏黑里,前面有两个青年女同志在低声而
兴奋地谈着话。我们相距丈多远,我放轻脚步凝神谛听着: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
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的同志,身体好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
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XX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
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
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底科长,XXX,对上是必恭必敬的,对
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
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
嚎地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这位女同志口齿尖利,一方面惘然如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
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底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受他对你有什么关
怀,爱护。”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
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是呀,一点也不错!他对别人没有一点爱,别人自然也一点不爱他。要是做群
众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们还继续低声兴奋地谈着。因为要分路,我就听到这里为止,这段谈话也许有
偏颇,有夸张,其中的“形象”也许没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们决不能否认它有
镜子底作用。
我们生活里到底缺少什么呢?镜子里看罢。
二 碰《碰壁》
在本报《青年之页》第十二期上,读到一位同志底标题为《碰壁》的文章,不禁
有感。
先抄两段原文:
新从大后方来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搔满腹,
到处发泄的情形,深以为不然的说:“这算得什么!我们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避,
受人多少气,……”
他的话是对的。延安虽也有着令人生气的“颜色”,和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物;
可是在一个碰壁多少次,尝够人生冷暖的人看来,却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么的。
至于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学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学校哺乳他
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生,教他们描摹单纯和美丽的憧憬;现实的丑恶和
冷淡于他们是陌生的,无怪乎他们一遇到小小的风浪就要叫嚷,感到从来未有过的
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这位“中年朋友”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我认为他底这种知足者长乐的
人生哲学,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青年是可贵的,在于他们纯洁、敏感、
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
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
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
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不安”的现象里,去
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
目地叫嚷”。)消除这些现象底根源。说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导青年不发“
牢骚”,说延安的黑暗方面只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么”,这丝毫不能
解决问题。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
当然,青年常表现不冷静,不沉着。这似乎是《碰壁》作者的主题。但青年如果真
个个都是“少年老成”起来,那世界该有多么寂寞呀!其实,延安青年已经够老成
了,前文所引那两位女同志底“牢骚”,便是在昏暗中用低沉的声音发出的。我们
不但不应该讨厌这种“牢骚”,而且应该把它当作镜子照一照自己。
说延安“学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学校哺乳他们成人,爱和热向他们细语着人
生……”我认为这多少有些主观主义。延安青年虽然绝大多数是“学生出身”,“
入世未深”没有“尝够人生冷暖”,但他们也绝大多数是从各种不同的痛苦斗争道
路走到延安来的,过去的生活不见得有那样多的“爱和热;相反他们倒是懂得了“
恨和冷”,才到革命阵营里来追求“爱和热”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
安青年都是娇生惯养,或许因为没有糖果吃就发起“牢骚”来。至于“丑恶和冷淡
”,对于他们也并不是“陌生”;正因为认识了“丑恶和冷淡”,他们才到延安来
求“美丽和温暖”,他们才看到延安的“丑恶和冷淡”而“忍不住”要发“牢骚”
,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这“丑恶和冷淡”减至最小限度。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们党曾大规模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
”,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
层青年底”牢骚“。这对我们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
“我们底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其中也有黑暗,这是有必然性的。”对呀,
这是“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只是半截马克思主义,还有更重要的后半截,却被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师”们忘记了。这后半截应该是:在认识这必然性以后,
我们就须要以战斗的布尔塞维克能动性,去防止黑暗底产生,削减黑暗底滋长,最
大限度地发挥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们阵营里一切黑暗消灭净尽,
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减至最小限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师”
们不惟不曾强调这一点,而且很少提到这一点。他们只指出“必然性”就睡觉去了。
其实,不仅睡觉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下,“大师”们对自己也就很宽容了。
他们在睡梦中对自己温情地说:同志,你也是从旧社会里出来的呀,你灵魂中有一
点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脸红罢。
于是,我们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塌不下来。”
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塌不下来”就
不受损失呢?这一层,“大师”们底脑子绝不会想到甚至从未想到。如果让这“必
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天——革命事业的天——是“必然”要塌下来的。
别那么安心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叫做“小事情”的“理论”。你批评他,他说你不应该注意
“小事情”。有的“大师”甚至说,“妈底个x,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现在男同
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但每
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儿帮助光明,有的在那儿帮助黑暗。而“大人
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 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听说,曾有某同志用与这同样的题目,在他本机关底墙报上写文章,结果被该机关
“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狂状态。我希望这是传闻失实。但连稚弱的小鬼都确
凿曾有疯狂的,则大人之疯狂,恐怕也不是不会有的事。虽然我也自觉神经不像有
些人那么“健康”,但自信还有足够的生命力,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疯狂,所
以,敢继某同志之后,也来谈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
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而且我们今天也不是在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这不须要我
来做八股,因为,我敢保证,没有半个伙夫(我不敢写“炊事员”,因为我觉得这
有些讽刺画意味;但与他们谈话时,我底理性和良心却叫我永远以最温和的语调称
呼他们“炊事员同志”——多么可怜的一点温暖呵!)会妄想与“首长”过同样的
生活。谈到等级制度,问题就稍微麻烦一点。
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
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大家用脑子想一想。
说等级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约有以下几种道理:(一)根据“各尽所能,各取所值
”的原则,负责任更大的人应该多享受一点;(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实行薪给
制,待遇自然有等差;(三)苏联也有等级制。
这些理由,我认为都有商量余地。关于一,我们今天还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
大家都是拖着困惫的躯体支撑着煎熬,许许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宝贵的健康,因此
无论谁,似乎都还谈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负责任更大的人,倒
更应该表现与下层同甘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层对他
有衷心的爱,这才能产生真正的铁一般的团结。当然,对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优
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轻重要责任者,
也可略予优待。关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给制,也不应有太大的等差;对非党人员
可稍优待,党员还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感动更多的党外人士与我们
合作。关于三,恕我冒昧,我请这种“言必称希腊”的“大师”闭嘴。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
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捕耗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
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
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
!),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
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
“不安”的。
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