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两岸的历史真相与“领袖治国”的关系
14年前 • 李上网来 • 256 人浏览 • 0 回应 • 强市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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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的历史真相与“领袖治国”的关系
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希望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都希望中国能够顺应世界潮流而成为发达国家(即现代化国家)。公正地讲,大陆在过去6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全国上下热烈庆贺“60大庆”是合情合理之举。
遗憾的是,笔者从9月29日的《参考消息》上了解到,台湾与香港的一些中国人,他们对“60大庆”的心态复杂、百感交集。例如,香港有些人在举办《我们为什么要庆祝国庆》的无聊论坛,无非是要给几个反对派人士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台湾的著名作家龙应台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此书在台湾上市3周,销量已经突破10万册,显然,此书的研究“历史真相”的宗旨已经引起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鸣。另外,在台湾以“1949”为主题而想恢复“历史真相”的新书还有林博文的《1949石破天惊的一年》、《1949浪淘尽英雄人物》、吴锦勋的《台湾,请听我说》、林桶法的《1949大撤退》、刘维开的《蒋中正的1949》等书。
这些还原历史真相的书,都是尽力多用翔实的资料、严谨的考证,来探索1949年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的经过,以及研究两岸60年来的关系变化。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台湾历史博物馆主办“1949:新台湾的诞生”展览会,其展览前言开篇词句为:“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因军事失利而撤退至台湾……艰苦卓绝奋斗逾半世纪,迄今仍屹立不摇于西太平洋上。”《参考消息》报驻台北记者指出:“这个展览会是目前为止台湾当局对1949年大撤退及以后台湾历史变化的最‘官方’的态度表达。”
据说,展览会展出了蒋介石致汤恩伯的手书、国民党史馆提供的《关于本党改造之说明》、《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会议记录》等历史资料,分为“大撤退”、“台湾变成复兴之地”、“迁台后的社会变迁”、“迁台后的文教发展”、“国共的持续对抗”等部分,介绍蒋介石部署撤退台湾的经过,以及此后台湾经济社会的变化,意图阐释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积极意义。
坦率而言,对于当今在台湾的国民党人而言,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不是一件能够引以为荣的好事,而是大丢脸面的坏事,因此,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望,为了维护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位,台湾方面一定要“为尊者伪”,即掩盖“历史真相”。据媒体介绍,台湾方面对于国民党大溃败历史的阐述是如此表述的:“政府实施戡乱时机受到延误,加以政治、经济情况日趋恶化,社会民心浮动,影响军事甚钜。三十七年起戡乱军事急转直下,三十八年四月共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先后沦陷,中央政府迁往广州,再迁往重庆及成都,于是年十二月七日正式播迁来台。”总之,台湾方面只是认为“军事失利”而导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不论述领袖、政府、政党诸方面的失职责任。
而在美国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国务卿艾奇逊把国民党的惨败归因于“其领袖不能应变,其军队丧失斗志,其政府不为人民所支持。”
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肯定不会赞同《中美关系白皮书》中的说法,因此蒋介石在8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应守之规范;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留下莫大之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时任行政院长的阎锡山也说过:“在我们节节失败的过程中,予我们精神上以极大的打击,这白皮书对我们中国等于‘落井下石’!”
笔者有保留旧报纸的习惯,尤其是在阅报中感到有重要价值的报纸,更是尽力保留,最近在整理旧报纸时,正巧翻到2008年11月14日的《报刊文摘》报,上有《“长江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斯大林的两封电报与国共北平谈判》一文,假如把该文中所指的“两封电报”与其他史料科学结合的话,可以得出如下所述的一段“历史真相”: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东北。当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所属部队,要敢于迅速夺取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其中,有三道命令是配合苏军作战。
8月12日,蒋介石发出要八路军停止前进,不许擅自行动的命令。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提出“桃子该由谁摘?”问题,以此反驳蒋介石的命令。
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同日,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谈期间,宋子文曾向斯大林提起,国民党中央政府想把军队合并起来,建立全国的统一政权。斯大林表示赞同,认为中国只能有一个军队和一个政府。
同日,蒋介石致电毛泽东,“特请毛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国家大计”。8月16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未作明确回答。
8月20日,根据苏军在东北的作战情况,毛泽东决定派9个团“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当天,毛泽东又批准了华中局夺取上海的起义计划,并提议组织各大城市武装起义。此外,毛泽东又电告华北各局,指示他们在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内迅速组织武装起义,夺取这些城市,尤其是平津。毫无疑问,如果这些起义计划能够付诸实施,那么大半个中国就成了共产党的天下了。
可是,正是这一天,苏联红军驻延安情报组给毛泽东转来一封密电,落款用的是“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其实是斯大林发出的。关于这封电报的内容,当年给毛泽东当翻译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是这样叙述的: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据师哲会议,斯大林的电报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快。毛泽东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接到这封电报后,毛泽东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生了一阵子闷气,连门都不愿出。
这一天,还有一件大事是蒋介石第二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举行政治谈判共商国是。8月22日,毛泽东回电,先派周恩来赴重庆谈判。
8月22日,斯大林又发电报给毛泽东,电文内容大致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消灭共产党,但是蒋介石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际国内就无法理解。如果打起内战,责任由谁负担?斯大林表示,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安全问题不用担心,将由美、苏两国负责。
8月23日,蒋介石第三次发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8月24日,毛泽东回电蒋介石,表示“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
8月27日,蒋介石派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乘专机到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赴重庆,下午3时许到达。随后闻名世界的“国共和谈”就开始了。
上述史料可以从人民出版社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的《争取和平民主》两本著作中得到证实,因此都是确凿无疑的史料。这些史料告诉人们这样一个结论:1945年时的中国政局变化与一些“领袖人物”的一念之差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大致情况如下所述:
(1)如果斯大林不发给毛泽东那二封电报,毛泽东极有可能不赴重庆举行国共谈判,也就不会签订举世闻名的《双十协定》,更不会召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必然会出现另外一种历史变化和历史形态。
(2)如果毛泽东在8月20日领导的起义计划付诸实施的话,中国一定会出现第三种历史变化和历史形态。
(3)如果蒋介石不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家大计的话,中国又会出现另外一种历史变化和历史形态。
(4)如果蒋介石先生能够履行《双十协定》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5项决议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在60年前就实行与国际接轨的多党制了,现在的两岸中国人民不需要再讨论中国要不要实行多党制的重大政治问题了。
顺提一笔,笔者认为,在抗日战争结束时,那时是中国实行多党制的一个天赐良机,即那时实行多党制绝对不会爆发“颜色革命”!因为,那时的中国广大农民和工人都不会加入政党,学生也不会大量加入政党,因此各个政党都不可能“一党独大”而具有操控中国政局的政治权力,这样,各个政党可以相互制衡。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因为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国民党人自知国民党没有“一党独大”的政治权力,因此,他们才会认为非要消灭共产党不可。这是爆发国共内战的真正原因!相比之下,当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人必然只是提出要求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与中国实行“多党制”的政治诉求。但是,如果当今中国实行“多党制”的话,由于当今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远远高于60多年前的中国人民,因此,当今中国大多数人都有组织和加入政党的可能性,而当今中国人民的智慧则还没有达到一个能够承受众多政党的水平。显然,众多的政党必然使中国出现“政党灾难”!“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其原因是持有不同政见的派系太多,这是不叫“多党制”的“多党制”。如果允许支持刘少奇、邓小平的“反动派”也成立合法组织的话,“文化大革命”一定是更加大乱!
所以,笔者认为,当今中国除了“一国两制”以外,假如两岸的政党制度一定要“和平统一”的话,只可能实行“两党制”,绝对不可能实行“多党制”!否则,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众所周知,当今中国还不具备实行“两党制”的政治条件,因此当今中国只能实行“一国两制”,即两岸只能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
不言而喻,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那“两封电报”对“国共会谈”和“国共内战”的影响极大,甚至可能是使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变化的关键。毛泽东对那“两封电报”的评价是“不让我们革命!”难道斯大林那时真的“不让毛泽东共产党革命”而“让蒋介石国民党反革命”吗?其实,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万分憎恨斯大林和苏联,因此那“两封电报”是“不让毛泽东共产党革命”的说法难以成立。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发给毛泽东那“两封电报”呢?笔者虽然知道是一个重大问题,但是,笔者无力研究这个问题,只能希望知情者或者有能力的人去研究这个问题,解开“国共和谈”和“国共内战”之谜!
最后,笔者想谈一下“领袖治国”问题,所谓的“蒋介石时代”或“毛泽东时代”,由于国情不同的原因,即中国不是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原则,因此,在“蒋介石时代”或“毛泽东时代”,其实都是“领袖治国”时代。大凡“领袖治国”,必然会出现造神运动。
毛泽东是大陆方面公认的“人民领袖”,蒋介石是台湾方面的“领袖”,在民进党成立后,蒋介石的领袖地位降低了很多。这两位“领袖”在大陆与台湾分别“治国”了二十多年,直到他们逝世,才结束他们的治国生涯。他们两人在“治国”中,对“国共两党”历史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他们两人“领导”下的整理历史工作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他们两人“领导”下的整理历史工作也取得了“伟大失败”。因此,在他们两人逝世时,在恢复“历史真相”时会遇到巨大困难。这是合乎情理的!
但是,信息公开是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顺其者昌,逆其者亡。显而易见,这是两岸政党和两岸政府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但愿两岸政党和两岸政府能够顺利解决这个巨大难题。
胡儒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