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不着。 夜半惊醒的时候，全身都在颤抖，已入了冬，广东只有小小的冷，额头上却全是汗。 我趴在床上，听到自己沉重的喘息，窗外呜呜的风声在低声回应，我裹紧被子，坐在黑暗里，全身抖得更是厉害。 方才在梦境里，依稀又回到了过去，我仿佛又走进了那间充斥着冷冻油气味的模具车间，我看到那个镶着一颗假门牙一身油腻的胡师傅站在火花机旁，他嘿嘿地笑着说，你回来啦……他笑起来的时候，假牙的银色在车间的日光灯下暴露无遗，我转过身，却发现自己置身于那终日摄氏四十度的流水线车间，我身旁那个又高又壮的吴四五站在调角台用力地扳动高尔夫球头，他把食指习惯性地翘起来，将调好的球头甩到我前面的胶筐里，大声催促我道：快点，这个小球头要倒内角，线长说今天要完成两千个才可以下班……他的食指被调角台夹断过一次，打草惊蛇般翘得老高老高------快点快点，我仿佛又听到包装台左边那个身材窈窕，颧骨高耸的女孩子在大声叫喊，你又发什么呆？姓卢的，过胶，装泡沫袋，装箱！…… 这些场景或许不是梦境，这些场景或许只是赤裸裸的回忆，在我十八九的年纪，我开始了人生最为痛苦的经历，这些经历时常如同幽灵般与我如影随形，一次次挖开我记忆的骨髓，敲打我灵魂的疼痛。 “你不想干了是不是？不想干了你就滚！”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满脸横肉的模具组组长，记得在我交上辞工书后，他这样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马上滚！” 我没有滚，十八岁的我还没有反抗生活的勇气，我躲到厕所哭了一个下午------工作不能放弃，妹妹读大学还要寄生活费，爸爸欠了一屁股债，妈妈已经瘦了二十多斤，工作不能放弃…… 在那几年里，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星期做满七天，吃着猪狗不如的食物，在那几年里，我学会了使用车床、铣床、磨光机、火花机、喷砂、喷漆、包装、做纸箱、调角度、钻孔……在那几年里，我骨瘦如柴，每个月领着可怜巴巴的薪水，每天一回到那潮湿而肮脏的宿舍，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再也不想起来。 工作不能放弃…… “你每天上班在想些什么？”在我调到包装组之后，在低矮的流水台前，我身旁那个瘦瘦弱弱的女孩子忍不住问我。 “我想写小说。”我抬着头，对着日光灯说。 “神经病。”她骂骂咧咧地给我定义。 “你以后上班要是再发呆，你就不要干了。”有一次，线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这样警告我------他的警告没有效果，我依旧在上班的时候装错球头，但是他拿我没办法，因为组长喜欢我------我在生活中学会了讨巧卖乖，我认他的上司叫干姐姐。 2004年的春节，当我从深圳的写字楼穿着一身干净的西装回到这家让我曾经备受屈辱的工厂时，22岁的我伏在干姐姐的怀里痛哭，我不知道自己曾经在这里浪费了多少青春，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青春可以浪费。 哦，不要把我想得那么干净，这里面没有多少感人的奋斗史，我在通过自学掌握了平面与CAD设计之后，拿着一张伪造的大专学历混进了深圳的写字楼，我以为自己是天才，半年时间的自学就足以在这座城市混饭吃，直到有一天我碰到已经辞职的市场部经理，她才告诉我录取我的真相：你的设计真的不是一般的烂，你知不知道当初为什么我们要你，你考试的时候给公司产品写的那段广告，五分钟就写完了，我拿去给董事长，他问你是不是想了两三天…… 我的心凉了半截，我想我对自己有了一种更清醒的认识。我不是天才，我只是一个投机主义者而已，披着借来的外套站在了别人的屋顶上，却以为自己已经长得很高。 在我现在上班的公司，我经常打着了解生产的旗号离开办公室，吊儿郎当地走到工厂车间去，我看着那些营养不良的员工们拖着疲惫的双眼，竖起耳朵听我絮絮叼叼地询问他们上班的时间，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后会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瞪着眼睛说：“你问这些干什么？” “没什么…….只是问问而已。” “神经病。”我听到有人在小声给我下定义。 神经病------哦，多么亲切的称呼，以前我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 我不是在这里表达着自己的苦大仇深，也不是在这里唠唠叼叼着反省，我只是从一个黑漆漆的地方用了不怎么光彩的方式爬了上来，我不希望再看到有人掉下去，或者，可以把那个刷干净一点。 我时常对自己的好友灵儿说，只要我手里还有笔，我就会为受苦受难的人写作。说得有点迂，但毕竟是自己的心声，只有感知过这种生活疼痛的人，才会有这般疼痛的结论，希望这心声，每个人都听得见，每个人都听得明。 写完这段文字，我的颤抖好了许多，这深沉的夜毕竟是要过去的，这该死的冬天也迟早会被埋葬，过了今天，必会看到新鲜的阳光打在你的脸上，纵然不是幸福，却也必定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