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横祸 涂同、苏萍夫妇是湖南邵阳人，去年7月与珠海一家公司签订了小饰品代理销售协议。随后，丈夫涂同到珠海，妻子苏萍则回江苏娘家筹款。 1999年7月11日)中午，苏萍下了火车，一手提着一个皮箱，肩背行李包，胸前紧紧抱着一个布娃娃，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广州火车站广场。 　　当时天正下着雨，广场乱哄哄的。突然，不知从哪里突然蹿出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几下就抢走了她的皮箱和行李。 　　她惊呆了，继而坐在地上大声哭喊。箱里不但有她的全部衣物和家用，而且还有向亲朋借来的4000多元钱。今后可怎么过啊！庆幸的是，胸前的布娃娃没有被抢走，因为怕出意外，她特意将8000多元缝在里面，时刻紧紧地抱着。 　　这时候，两位巡警走了过来，也不说什么，拉起她就走。 她赶快拿出揣在身上的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珠海市的暂住证递过去，可他们连看都没看，顺手便扔了。随后，她被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 　　警车把我拉到了公安局的一间临时留置室里。约一个小时后，他们话也不问，又强行把她拖上了那辆警车。她死活不肯上车，并大声申辩，但他们毫不理睬。最后连她想捡起放在留置室椅子上的布娃娃，也不允许。 　　大约黄昏时刻，车到了康宁医院。她被强行拽了下来，投进该医院二楼的一间房里。 　　里面有几个老太太，也有很多衣衫褴褛的男人，个个身上散发着刺鼻的臭味。他们围着她，不怀好意地淫笑着。 　　天黑不久，那房间里的一个男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强奸了她…… 有很多人在帮他，还威胁要杀死她。 她怕极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喊，反抗也无济于事…… 过了些时候，几个男人威胁着她，把她挟持上三楼一间有更多男人的房间里。在那里，两个男人在几十个男人的起哄下，又分别强奸了我，直到我痛死过去…… 　　究竟有多少男人强奸了她？她已经不知道…… 当他们强奸完后，就把她扔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半梦半醒中，她已经浑身麻木，只是觉得又饿又累，但这时还不断有人在我身上爬来爬去…… 　　第二天，来了一个说是医生的人，问我一些问题。我就把随身装在口袋里的电话号码本给了那位医生，请他给我丈夫家里打电话。次日凌晨，我丈夫找到了我。 　　就在我丈夫到来的几个小时前，一个男人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之下对我进行了强奸…… 有个人还抓了一把药丸硬塞到我的嘴里…… 　　警察矢口否认 　　1999年7月12日晚上10时多，在珠海打工的涂同接到湖南邵阳老家打来的电话，称增城市康宁医院电话通知，苏萍因精神病被关在该院，需要一笔钱治疗。 　　涂同满脸困惑，妻子临走时还是好好的，怎么突然成了精神病？他叫上一个同事，连夜赶到增城市，几经周折，于次日凌晨2时许才找到康宁医院。 　　“她见到我们就大叫，我第一眼看上去，她已经被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身黑色的西服套装，上衣扣子也没有扣好，裤子很脏。”涂同痛心地说。 　　两人把苏萍叫到门外边。苏萍流着眼泪小声地告诉丈夫，她被屋里的人轮奸了，她可以认出那些人。饱受惊吓的苏萍一再提醒丈夫，这里的人很凶，千万不要大声说话，也不要吃这里的东西，吃了以后会晕倒…… 　　涂同要将苏萍带走时，一个被称为“牢头”的男子说：“这要等老大来。”一直捱到早上8时多，收治区区长黄义福来了。涂同向他交涉，要求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黄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从开初的2000元降为500元。涂同交完款，取了收据，这才领走苏萍。 　　一出了医院大门口，苏萍号啕大哭。同样感到悲痛欲绝的涂同赶紧向110报警。大约十几分钟后，来了一位骑着摩托车的民警，将他们3人带到当地的增城市镇龙镇公安分局。 　　涂同说：“办案的警察很不耐烦，简单地问了几句，当时没作笔录。”后来，他们派了四五个人，与涂、苏等人一起来到康宁医院。 　　镇龙镇公安分局就在康宁医院的旁边。在精神病盲流收治区内，民警命令里边的所有人站成一排，让苏萍指认强奸她的人。苏萍当场指认出八九个犯罪嫌疑人，并说有很多人围着看，那个看门的人强奸了她两次。 　　指认后，涂同提出，房间里的席子上有明显的污物，要求警方将其作为重要的物证带走，并控制被指认的犯罪嫌疑人，防止他们逃走。但是，民警没有理会。 　　民警刚走不远，苏萍夫妇突然发现，有两个被指认的犯罪嫌疑人被放出来了。涂同立即追上去向民警报告，这几位民警只好将那两个被放出来的人和“牢头”扣起来，并责令医院不要放人。 　　下午，民警叫来法医，将苏萍带到康宁医院做检查。尽管涂、苏二人坚决反对到案发医院检查，但没人理会他们的意见。等他们一行再次来到康宁医院时，涂同吃惊地发现，原来污秽不堪的席子、地板已被擦洗得干干净净，不懂办案程序的涂同本能地意识到，案发现场最重要的证据已经被人为地破坏了！ 　　做完鉴定已是下午5时多，涂同又买来一条新裤子，给妻子换上，将案发时那条上面沾有暴徒们点点精斑的裤子作为证据留给警方。 　　之后，涂同从查阅到的被收容人员登记表上看到，妻子是被广州市流花公安分局以“精神病患者”的身份送到康宁医院的。表格上填写的内容是：姓名：无名氏；性别：女；年龄：35岁(实际年龄为26岁―――记者注)；收容原因：有精神病。下面有经办人、流花公安分局巡警刘国宏“建议收容治疗”的签名，批准人为苏左友，日期为7月11日。 　　回到珠海后，涂同还是不放心，他于1999年7月27日向珠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控告。该院很重视，随即将控告材料转往增城市人民检察院，同时告知涂同，案情重大，应立即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举报。涂同夫妇为此深受鼓舞。 　　但就在这时，针对涂同夫妇的举报，增城市公安局打来电话说，经过调查，“没有这回事”。 夫妻二人悲愤交加，当即赶往广州，先后向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举报和反映情况。 广东省公安厅指派广州市公安局有关领导接访。该局当即兵分两路―――到流花分局调查情况并查找布娃娃的下落，后涂、苏二人得到的消息是“布娃娃被当作垃圾已扔掉了”；而另一路人马带着涂、苏到达康宁医院调查。 　　此时距案发时间已20来天，涂同说：“在医院，当时被指认的那些人都被放跑了，又来了很多刚被收容的人。” 　　而且，时至今日，虽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广州市检察院都受理了涂同夫妇的控诉，但经涂同的无数次催促，以上单位至今没有给这对夫妻出具任何对事件的调查报告。 　　医院还是地狱 　　今年7月11日和12日，记者两次来到位于广(州)汕(头)公路旁的康宁医院。该院院长郭镜航对记者提出的所有问题一概不予回答，只是反复强调要经过上级批准。 　　此后，记者来到增城市卫生局。据该局局长陈德棠介绍说，康宁医院是增城市卫生局下属的一家综合医院。在1988年广州市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的文件和1993年广州市卫生局文件里都规定：收治广州街头的病卧、伤残及精神病“盲流”，通常由收容遣送中心收容后送到康宁医院，经过治疗后再由收容遣送中心负责遣送至原籍。 2002年6月6日，对苏萍（化名）和丈夫涂同（化名）来说是一个在历经飞来灾难后重要的日子。 他们在苦苦地等待中，终于接到了广州增城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通知。通过法律途径索赔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敞开了。 　　7月19日下午4时，苏萍诉康宁医院及第三人李文明人身损害赔偿一案在增城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但开庭二十多分钟后，法庭却因原告方在诉讼请求中交通费、护理费等数额仅仅为几百元的索赔变更而休庭。 在审判员宣布休庭后，审判厅里一片沉默。 记者注意到，坐在原告席上的苏萍的丈夫涂同，在听到这一宣布时，脸上露出无法掩饰的惊讶与失望。审判厅里旁听的群众陆续散去，从江苏省特地赶来的他却迟迟不肯离去，因窗外下着暴雨而略显昏暗的审判厅里，他的身影显得有点落寂。在记者采访时，他表达了他的无奈，对此案诉讼的艰难，更是感慨万分。 　　涂同的妻子苏萍在1999年7月11日被广州市公安局流花分局民警错当成了精神病人，送到管理极其混乱的康宁医院里遭到了轮奸，后来轮奸她的犯罪嫌疑人之一的李文明被公安机关抓获。这起惨案发生后，涂同夫妇于当年11月初收到增城市人民检察院签发的《委托诉讼代理人通知书》，得知该院对在康宁医院涉嫌强奸犯罪的李文明提起公诉，并被告知他们可委托代理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1999年11月18日，受害人苏萍委托涂同及珠海市一位律师作为附带民事诉讼的代理人参加了诉讼，当他们将诉状交到增城市人民法院时，却被告知不能起诉流花分局和康宁医院，只能告被告李文明本人，并让涂同等回珠海等待通知。 12月中旬，涂同却收到增城市法院方面的电话，希望涂同撤回对流花分局和康宁医院的起诉，并对他说如不撤诉，法院就会作出裁定驳回起诉。在这样的情况下，涂同并没有撤诉。 2000年1月6日，增城市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起诉。 无奈的涂同于2000年1月15日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同年3月8日，其上诉被驳回。 苏萍和涂同对此不服，他们决定不放弃自己的权利，再次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诉。 今年4月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是驳回了苏萍的申诉。 　　 　　此案经披露后，牵涉此案、将苏萍当精神病人的广州市流花分局巡警黄土生因构成玩忽职守罪被立案查处，后被提起了公诉；对待此重大刑事案件，却不认真履行职责，严重失职的增城市镇龙镇公安局副局长廖文超亦被立案查处并被调离了职位；管理混乱、竟然将男女混关的康宁医院院长郭镜航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并被立案查处，该院精神病科副主任、管理收容人员的黄义福被撤职，行政记大过。 　　身心受创、求助无门，曾经因心力交瘁而一度精神崩溃，由没有精神病到真的患了精神分裂症的苏萍现在在江苏省疗养，远离广州这块伤心地的她身心正逐步得到康复，但虚弱的她已经不能出庭。因为这宗官司和给苏萍治病，本来家境就不好的这个家庭现在更是雪上加霜，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们始终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无论多么困难，他们都要讨回一个公道，要那些玩忽职守的人承担责任。 　　尽管索赔的道路不知何处是尽头，但他们决心坚持走下去。